中印软件企业发展重要差异在于政策

中印软件企业发展重要差异在于政策

比尔·盖茨曾经说过：印度可能成为下一个软件超级大国。这句话如今已经得到了证实。

我国2011年软件产业总产值1.5万亿元，而印度在2009年时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中国与印度的软件产业几乎是同时起步，但为何现在有如此之大的差距呢？

印度，一个连地铁和高速公路都没有的国家却建起了发达的“信息高速公路”。根据世界银行对计算机软件出口国家能力的调查评估显示，印度计算机软件出口的规模、质量和成本等综合指数名列世界第一。探寻印度软件产业迅速崛起的奥秘，你会发现起着巨大推动作用的，恰恰是高科技之外的“非技术因素”———政策。

政府对软件企业发展的政策倾斜。1984年，拉吉夫·甘地执政伊始，印度政府就把计算机的开发当成了一件大事，他甚至因此而被人戏称为“计算机总理”。拉奥总理执政后，政府又推出财政税收政策、进出口政策、金融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为软件业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1991年印度政府发布文件大力扶持软件行业，实施零税负，同时软件和服务公司的银行贷款“优先权”，引发了印度软件行业的一场革命。而从1998年7月，印度政府决定由政府支持给金融风险资本设立10亿卢比的基金，由“小型企业发展银行”（SIDB）管理。同时规定银行优先贷款给新创设的高科技风险公司，尤其是小型企业。相比较而言，在中国，虽然政府大力提倡发展软件产业，但在扶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方面远没有真正到位，政府为部分企业提供资金，没有实际的扶持方法。一方面是政府资源投放缺乏方向，政府不了解这个领域的动态，另一方面是众多有创新业绩的小公司艰难开拓，这就是中国软件产业尴尬的现实。

政府对软件产业发展方向的有效引导。印度国内并没有软件市场，所以印度政府决定其软件产业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为主要面向海外市场，大力发展软件外包服务和离岸开发业务。大型软件企业为跨国公司承包价值链高端的产品和服务，中小型软件企业提供诸如解码、编程和测试等价值链低端服务。将印度的主要市场定位在欧美市场，充分发挥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相比之下，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明确清晰的软件产业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发展环境还没有实现优化，再加上产业发展基础薄弱，国产软件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还不能为国民经济提供足够的支撑，使得我国在软件产业处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夹缝”之中。

政府对计算机教育以及人才的重视。印度信息产业这一片蓬勃景象的背后是强大的科技人才库的支撑。有10亿人口的印度现在有合格的软件人才25万人。目前，印度已经建立了7个国家级、两个邦级的软件科技园区，有320万专业人才服务于近千家公司，仅在海外工作的印度软件工程师就有10多万人。印度的软件普及工作也做得非常好，青少年在中学时就接受软件编程教育，基础人才数量充足。印度的软件公司可以让高中生编代码，而且能把软件整体把握得很好，并得到相当好的设计文档。但是，中国的软件行业无论是高级管理人员还是基础技术人员如今仍然缺少大量的人才。一方面是普及程度不够，另一方面是缺少有经验的高级工程师。

软件产业建立了先进的产品流程与管理模式。印度的软件企业重视的是产品开发流程与标准化工作。印度的软件开发管理的特点是流程重于项目，流程管理人员独立于研发部门，专门检查研发部门的开发流程是不是按照既定流程走，如果流程不对，项目肯定就此停止。重视管理与开放的态度使得印度软件业的发展更为迅速。而中国软件业在企业经营管理及技术管理上的中国特色甚至较为原始，远远落后于印度，产品一般面向专业市场，如专注于财务软件的公司、面向企业管理的ERP软件公司或办公自动化产品的公司。

2011年中国企业500强前100强中仅有两家从事软件产业———排39名的华为以及59名的联想。华为与联想在中国都是赫赫有名的企业，“领头羊”一个是任正非，一个是柳传志，都是从市场上摸爬滚打拼出来的。可是得到政策优惠究竟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

对于中国来说，当务之急便是在产业政策上下功夫，尽快拿出一套科学的产业政策来，扶持中国的信息产业。这些政策应当涵盖税收、资金、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知识产权的保护、软件出口、软件基地建设等各个方面。只有依托政策这块基石，以软件为核心的信息产业才能真正在中国大地上挺立起来。

一个国家或地区希望依靠软件外包来实现永远的繁荣，恐怕是不太可能的。中国应该走另一条路，大力发展国内软件市场，通过巨大的内需来拉动软件产业的快速发展。通过产业高端化，从制造业发展到研发设计，进一步创出自己的品牌，完整产业链，这样才能永葆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