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融合求新

中国制造：融合求新

本报记者林瑞泉/摄

随着原材料、劳动力等各种成本的上升，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然而，国家并没有坐等这种制造优势的减弱，而是努力将中国制造带向一个更高层次。

“要适应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大力发展金融、物流、商贸、广告会展、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提高制造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首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了国家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决心与力度。

“生产性服务业确实能带给制造企业更多的附加值与利润增长点，并且两者相互结合共同发展也是必然趋势。”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由于较早的将工厂转向了开发定制服装业务，郑晨爱的企业经营形势越来越好。相比之下，同期的很多同行却因为成本增加、订单减少或者勉强维持或者倒闭关门。

在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制造业转型的过程中，郑晨爱尝到了一丝甜头。然而，像他这样的幸运者毕竟不多。郑晨爱的感受是，受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有关政策还不完善等因素制约，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这条道路走起来并不轻松。

现代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成为趋势

按照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测算，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占美国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比重将由2000年的3%上升到2015年的17%。这一不断增长的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成本与美国的差距正在明显缩小。

与之相伴的是，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将制造工厂从中国迁往更具成本优势的越南等东南亚地区。

很明显，在不可能重新夺回低成本制造优势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做出改变。如何改变？国家提出我国的制造业要实现转型升级。

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需要很多条件的配套，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必不可少。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贯穿于生产全过程的产前、产中和产后三个阶段的制造服务业所创造的价值，已经超过物质生产所创造的价值。

事实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一直形影不离。生产性服务业来自于制造业生产体系中间投入服务的外部化，制造业生产过程中对服务的中间需求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制造业的发展带动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反过来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随着对生产提供服务的增加，出现了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生长、组成一个服务业与制造业一体化的生产体系的趋势。现代制造业已包含许多服务内容，例如研究开发、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产品设计、物流管理、售后服务、金融服务等等的服务业，甚至以服务作为主要内容。

IBM的研究报告表明，服务可以为企业带来两大好处：一是可以创造新的收入；二是在保持客户满意度的同时，降低服务运营成本。“制造服务业能够创造竞争优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企业的赢利能力。制造企业把服务整合到其核心产品提供物中，将促进企业相当多的收益来自于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顾客群。”

实现现代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已经成为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共识，有些地方开始取得积极效果。以湖北为例，“一是企业内部的融合发展，从生产加工环节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服务环节延伸；二是产业链的融合发展；三是区域间的融合发展。”湖北省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十一五”期间，湖北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初显融合态势。

生产性服务业供给短缺

其实，国家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注意到了服务所能给制造带来的价值增长。

2002年，原国家外经贸部开展的相关课题研究表明：在国际分工比较发达的制造业中，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时间只占其全部循环过程的5%不到，而处在流通领域的时间要占95%以上。

研究报告指出，加快发展制造服务业，特别是加快发展与第二产业关联度大的服务业，不仅可以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费用，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且可以为经济增长开辟新的增长源。

然而，要做到这样的融合并产生好的效果绝非易事。

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是，“十一五”期间，我国服务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所增加，但发展仍不完善和成熟，甚至未能完成“十一五”规划设定的指标。

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更是存在着产业总体供给不足，比重低、结构不合理，对经济的推动力不强，集聚效应不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面向企业的生产性服务业供给短缺等问题。

表现在微观层面，尽管目前我国已有一些企业开始逐步向制造服务业转型，但总体上看仍处于起步阶段。

一方面，在价值链延伸、提供集成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零部件定制服务等方面仍不足，为行业提供集成解决方案和系统服务的企业仍不多。另一方面，大型企业集团向新兴产业领域拓展和转型的力度不够，尤其是对真正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医疗健康、消费、金融服务等新兴领域，开拓的力度则明显不足。

“这就是问题所在。由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仅仅处于起步阶段，期望短时间内能给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带来多大推动不现实。”一位分析人士这样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同时，对于企业来讲，有转型升级的愿望，但却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而有资金的企业，也要考虑未来会不会有经营风险，由此导致企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服务制造业的动力不足。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新机遇

为此，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总量的比重要从43%提升至47%。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也指出，现代服务业是制造业的“心脏”和“大脑”，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强大动力，“中国处于工业化的关键阶段，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企业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要求甚至有一些企业早就开始了从传统制造领域向制造服务业的转型。

跟郑晨爱的企业比起来，一些大企业的反应同样迅速。2010年10月，海尔集团就明确提出，海尔将放弃大部分生产业务，采用外包的形式，并向服务业转型，把精力用在研发和渠道服务上。

而起初是装备制造业代表的陕西鼓风机集团，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为冶金、石化、煤化工、电力、环保等行业提供大型动力装备系统问题解决方案的集成商和系统服务商，是我国装备制造服务业发展的一个标杆。

创维、TCL、康佳等家电企业加快由制造领域向服务领域延伸，进一步加强了设计、制造、服务的融合互动，建立内容服务和网络服务平台，将经营重心由出售硬件产品向出售软件、服务及解决方案转移。

来自政策层面的鼓励和支持给了更多的企业转型的动力。中央明确要求把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扩大内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领域，作为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举措，鼓励和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政策导向更加鲜明，宏观环境更加有利。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郑晨爱表示，这条路一定坚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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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联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多年跟踪调查发现，不少进入中国制造业500强的企业都存在不同程度“大企业病”。表现为：一是“高烧”，企业的高速增长让管理者头脑发热，缺乏冷静；二是“肥胖”，企业组织结构膨胀，管理层次增多，决策执行的有效性大打折扣。曾是中国乡镇企业一面旗帜的科龙集团，近年来在经营中也出现亏损。科龙总裁徐铁峰曾毫不避讳地表示，“科龙近年来虽然产销量还在持续增长，但已出现危机征兆：增长速度放缓，赢利能力下降。企业规模大了以后，都会碰到一个‘大企业病’的问题，即所谓内耗太多等。”

我国制造业高速发展的背后，绝大多数企业“大而不强”，对能源的消耗浪费、超量污染排放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2010年一季度，由于高耗能行业快速增长，一些落后产能死灰复燃，全国单位GDP能耗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

进入2010年以来，工资水平上升对成本的推动作用愈发明显。在我国产业升级比较缓慢、制造业附加值不高的情况下，提高工资又实实在在地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压力，一定程度上侵蚀了企业的利润。一项美国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亚洲其它七个国家。中国沿海地区的平均劳动力成本是每小时1.08美元，内陆省份则为0.55—0.8美元。排名第七的印度是每小时0.51美元，劳动力成本最低的是孟加拉国，价格仅为上海和苏州的1/5。因此，工资水平的上升客观上要求企业“告别”过去发展所依赖的劳动力低成本因素，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转换发展模式，才能够化压力为动力，变坏事为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