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冲刷出京西南产业布局之患

暴雨冲刷出京西南产业布局之患

（上接第一版）生态失衡背后的利益链

房山区位于北京市的西南，地势东高西低，西北部的山区占全区面积的2/3，东南部为冲积平原。境内大小河流13条。

除石材外，房山还有总储量达21亿吨的原煤，为“京西煤仓”之一。

这场意料之外的暴雨却凸显了房山区意料之内的地质灾害隐情。北京市地质研究所李长伟2005年写就的论文

《北京市房山区地质灾害分布特征及防治》曾介绍，由于地质结构构造、地形地貌的特殊性和人类不适当的经济活动等，在房山地区常引起显著的地质灾害。

7月26日，《中国企业报》记者沿着夹括河走访，在新街村、娄子水村等河段都看到沿岸有大量的石材加工厂，沿河两岸都堆积着体积不等的废料石块等。

据国土部门统计，截止到2011年底，北京市突发地质灾害高易发区面积约为1870平方公里。

具体到房山区，潜在危险涉及乡镇是全市最多，有12个；突发地质灾害隐患点有100个，其中崩塌48个、泥石流27个、地面塌陷14个等。受威胁户数涉及1335户，4564人。

暴雨当天，河北镇的口儿村村民杨凤霞站在大雨中眼看着滚滚黑水从山上奔涌而下，撕裂自己家的房子，屋里堆满了石块。杨凤霞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现在村民都不敢上山，因为到处都是裂缝和窟窿。”河北镇宣传部长任建新同时证实，“口儿村、南窑村、杏园村、他窖村都是属于采空区。”

这些采空区属于人为挖掘或者天然地质运动在地表下面产生的“空洞”，目前，地下空区已经成为制约矿山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随着矿山向深部开采，地压增大，地下空区在强大的地压下，容易发生坍塌事故，尤其对地下转露天开采的矿山影响很大；地下开采残留大量的采场、硐室、巷道没有进行及时处理，对露天开采带来了严重的隐患，同时给矿山工作人员和设备带来严重的威胁。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的数据显示，房山区因采矿造成的采空区约为14平方公里。采空区的百姓按理应该搬迁，但因为没钱而只能放弃。

杨凤霞回忆说，1985年前后，村民就曾因为采空区的事情上访过，要求转户安置。而后，就不断地传出搬迁安置的消息，但是“天天说搬迁，但一阵风就过去。”

事实上，2004年房山区政府就曾发布过《关于印发房山区采空区强泥石流易发区农户搬迁实施细则通知》，而2008年前后河北镇在做《镇政府整体规划修编》的过程中，也提到口儿村等四村的搬迁问题。

7月27日，洪水过后的第六天，挂在口儿村路边的“泥石流易发区”的警示牌摇摇欲坠，洪水带来的杂石淤泥堆积在牌子下。

事发后，北京市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目前，地处煤矿采空区的河北镇已经开始救灾重建工作。受损最为严重的口儿、他窖、南道及杏园四个村庄，共计2100人，将整体搬迁至镇中心区。”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杨凤霞苦笑着说：“看来还要感谢这一场大雨了。”

佛子庄乡的北窖村的情况与之相似。乡党委书记杨生军说，经过这次大雨，险村的整村搬迁将加快速度，“未来几年，佛子庄乡8000多常住人口中，将有4000人外迁。”

房山区常务副区长李江在25日新闻发布会上也坦然说，地形复杂和上游泄洪等多种因素造成山区丘陵地带山洪和泥石流爆发。

房山水资源局（现改制为水务局）编撰的《房山水旱灾害》显示，1949年至2005年之间，房山区共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23次，造成84人死亡，累计受灾人口达710万人。

去年刚晋升为国家5A级景区的野三坡，在暴雨中遭受毁灭性打击。洪峰经过，裹挟着猪、羊、电冰箱、空调、沙发，甚至汽车。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粗略统计，在号称百里画廊的拒马河畔，由南向北自一渡到十二渡，乃至河北境内的野三坡，河道边布上百家农家乐、垂钓园。暴雨暴发前，拒马河北京段的“农家乐”至少有40余家。

对此，房山区水务局水政监察大队大队长靳昕表示：在汛期之前，曾下达清障通知，在雨前已经拆除了一家，后期没来得及拆，雨就来了。

房山区区长祁红表示，的确有一些教训需要汲取。主要包括，城市中心区、公路和市政道路排水系统的建设有待加强，雨水收集系统建设还要加大力度。他回忆说，当洪水来临的时候，房山区政府院里的水也有1.5米深，汽车都像是在游泳池中。

“那时候，有力也使不上，无法到达灾区，即便是有冲锋艇也送不过去”，他说，“那些路过的、盲目的、不在状态的、没有来得及反应的人，被洪水无情地吞没了。作为区长，对不起大家。”

记者手记细分天灾中的人为因素

“在防灾过程中，要做一个战略家，而不是一个战术家。”一位专家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亡羊补牢也可以，但要早先准备，迅速转化为以防为主。在灾害来临前，要被动应急为主动出击，发动群众亲自参与，把几个人的管理变成千万人的管理。

采访中，很多百姓说，这场暴雨暴露了采石企业的疯狂开采，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应该反思。

2007年11月1日《突发事件应对法》开始施行，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预警制度成为了政府的法定责任。然而，此次考验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比如，明知当天有暴雨，十渡和野三坡的景区却没有关闭，导致大量游客被困。

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认为，造成如此惨重的损失，有两个原因，一是预案在制定时存在问题，不够细致，从而导致准备工作不足;二是由于问责机制缺失，导致预案执行情况不理想。

一项《您对北京暴雨灾害救援情况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很不满意，反应速度慢、准备不充分”占到了被调查者的81%。

在灾害来临时，自然灾害对人的生命威胁更多应视为政府职责。在香港，将对灾害隐患认证作为治理技术，由此所建构的一整套认证政治体系，大大提高了香港道路斜坡的安全水平，领先于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发达国家，1995年以后香港就没有再发生过多人死亡的斜坡安全事故，成为香港政府公共建设的鲜明典范。

香港政府斜坡治理的故事，让我们对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安全是一种公共产品，面对道路斜坡这样的无生命自然物，市场不会自动供给安全，社会也无法自生安全机制，政府必须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