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富国还是先富民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从一个新的角度谈为企业减税

先富国还是先富民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从一个新的角度谈为企业减税

近两日传出分配改革方案将在十月公布的消息，人们翘首企盼。其实我们对此不必抱有多大期望。因为从计划经济观念出发的任何改革名曰是改革，实质是倒退行为，我们的失望已经够多了。

分配改革本来目的是为解决贫富悬殊，也已经喊了几年了。这几年反而是贫富悬殊越来越大了。作为分配改革重要杠杆的税收，这几年也是越喊减税越是增税，国富民穷的现象也是越来越严重了。

中国60年来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是什么时期，是最近三五年，是现在。150年前，德国人拉萨尔曾抛开所有制问题，单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并把这一思想写入《哥达纲领》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批评，认为应该超越分配问题，从更深层次的制度层面来思考问题。我们今天到了该超越分配问题，从更深层次的体制层面来思考问题的时候了。

“国富民穷”是事实

今年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元的测算数据面前，任何辩白都显得无力。“国富民穷”已经是不是“有没有”，而是这种趋势还将持续多久的问题。

“国富民穷”，无论作为现实图景还是国民观感，都有巨大隐患。前者或导致堕入“中等收入陷阱”，后者则可能成为对稳定大局的现实威胁。然而，时至今日，对分配及税收问题的改革并非没有形成共识。有人埋怨税务部门，其实税务部门也只是忠实履行职责而已，而决定是否增税则在于决策者的思想是站在那一个体制层面的问题。

以减税为当务之急，是基于“国富民穷”。在蛋糕已然做大的前提下，“民穷”更多是一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定义。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所说，“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正是此意。大家现在期望10月底出台的分配方案，也是出于这种期待。

从政府这一端来说，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明显提速。当然，中央财政收入有相当一部分通过中央转移支付，又转移到了地方。但这笔财政收入返还给谁，返还的标准是什么，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其结果是中央财政和中直部门的权力过分膨胀。大量的预算外、制度外收入，国有垄断集团税后利润等游离于政府预算之外，以“部门利益”的方式“自主”运行。

从财政支出来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财政支出大量用于基础设施和经济建设，再加上投资乘数的放大作用，使得地方政府过度投资，而教育、卫生、社保等支出偏低，这也直接导致了“民穷”的感受日益显著。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有分析说，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政府占40%，国民占60%，相比之下，美国是政府占20%，国民占80%。看来减税的确是必要的。政府也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提出把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2000元调高到3500元。月收入在3500元以下的洗碗工、保安、保姆之类都可以免税。这着实是让最穷的人不再贫穷的关键一举。如此可以使收入在3500元以下的人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

当然，个人所得税在全部收入中仅占7%，即使取消了个人所得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也十分有限。如何对企业减税才能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是一个比提高个税起征点更重要的问题。所以在2011年两会前舆论界把视线集中在个人所得税时，本报在头版发表“更重要的是为企业减税”的评论。（下转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