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要实现准入、竞争和退出自由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金融改革要实现准入、竞争和退出自由

今年以来，中国在金融领域的改革政策密集出台，预示着我国金融改革已经到了关键的时期。金融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我国推进金融改革的难点在哪里？7月27日，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金融改革要实现三大自由：准入自由，竞争自由，退出自由。在此基础上，推动金融产品的丰富、融资渠道的多元、资产流动性的充分、信用风险评估的相对容易和准确、金融创新的活跃，从而推动利率水平和社会整体融资成本大幅度降低，资源才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

金融领域玻璃门、寻租门严重 《中国企业报》：近日，您在一个内部论坛上提了一个“金融改革要实现三大自由”的观点，具体来说，是哪三大自由呢？ 向松祚：三大自由一是自由准入，二是自由竞争，三是自由退出。 具体来说，自由准入的意思就是对所有的资本一视同仁。规则要公平、公正，公开。国内的资本不管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都是投资主体，而不能有任何歧视。 自由竞争是指在业务上要平等竞争。不能说一家可以做一种业务，另一家却不能做。 自由退出就是破除大而不能倒、小也不能倒的现存局面。公司破产现在大家都能接受，银行破产为什么不能接受？在一个正常的金融体系下，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破产应该是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中国企业报》：现在准入是否自由？存在哪些问题？ 向松祚：法律上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不许准入，但是玻璃门、寻租门严重。金融改革就是要坚持扫除妨碍公平、公正透明市场机制的各种隐形门。 目前情况下来讲，国内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都是国有控股，鲜有民营资本的影子，我并非反对国有股，也不会像一些人一样激进的建议把公有资本卖给私人资本，但是政府需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民营资本能和国有资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赛跑。 再者，只要政府法律没有禁止的就可以做。现在银行、金融机构搞什么产品，企业搞什么创新，都要需要报批，什么都要报，这种观念不改变，就无法搞金融创新。

金融改革方案不能脱离现实 《中国企业报》：作为一个在银行工作多年的经济学家，您认为目前我们的金融改革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向松祚：我国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战略和策略选择，必须考虑我国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优先次序和成本分享。 因此，我国大型国有银行改革的模式设计，就必然面临如下几个基本挑战和抉择。 其一、如何处理消化不良资产和增加资本金？其二、是采取整体改制上市，还是采取分拆改制上市？其三、要不要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如何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其四、为什么要上市融资？选择哪个资本市场上市融资？这些抉择都和我国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和现状具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脱离经济体制的基本现实去设计一个所谓“理想”的银行改革方案。10年前如是，今天亦如是。这方面比较深刻的案例就是汇金公司的创设和中国农业银行改制模式的反复探索。 《中国企业报》：农行是不是最后一个上市的？ 向松祚：自从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商业化改革思路伊始，农业银行的改制模式始终是决策界、银行界和学术界辩论的焦点，先后出现过“好坏银行模式”、“反向收购模式”和“斩首模式”以及各种模式的多个变种。 直到2007年1月19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才一锤定音，确定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总体原则，即著名的16字方针：“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 正因为我国整体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和长期存在的多种历史原因，形成了中国农业银行的诸多问题，包括商业性业务和政策性业务长期并存形成的大量不良贷款、服务三农和覆盖农村金融的历史政治责任所必然形成的大量网点和人员包袱、长期行政性管理造成的经营机制和治理机制弊端，等等。 很大程度上，农业银行是我国大型国有银行的一个典型样本和缩影。农业银行的重组、改制和成功上市是我国大型国有银行改制的收官之作，历时时间最长、过程最曲折、最艰难。

利率和社会融资成本需要大幅度下降 《中国企业报》：随着央行近期一系列动作，我国利率市场化大幕实质开启，您认为这对我们的金融改革会有何帮助？ 向松祚：利率市场化迈出重要一步不容易，其实这是各方面条件都成熟后才推动起来的。利率市场化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中国已经走了十几年，贷款利率逐步放开了，存款也有一定程度的市场化。 当然，我们需要认识到，改革开放迄今30多年，我们银行间接融资依然承担了全部社会融资的70%以上，其他融资方式（债券融资、私募基金、风险投资、股票上市等等）占全部社会融资的比例依然不到30%。 而且，我国社会融资之市场利率奇高无比。民间融资（高利贷融资）之利率通常都在30%以上（年利率），超过50%甚至高达100%以上的利率水平也是司空见惯。这是一个最值得深入思考的大问题。 《中国企业报》：那您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何在？应该怎么样解决呢？ 向松祚：我以为根本原因有二：一是我国几乎没有资产证券化，信用抵押品很难或几乎无法进行市场交易，信用抵押品流动性严重不足导致社会融资成本和利率长期居高不下。二是我国个人、家庭和企业征信系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信息不对称必然严重推高利率水平。 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利率和社会融资成本大幅度下降的基本条件是：金融产品异常丰富、融资渠道非常多元、资产流动性非常充分、信用风险评估相对容易和准确、金融创新异常活跃。只有利率水平和社会整体融资成本大幅度降低，资源才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 这样来看，我国经济体系之融资渠道、融资方式、金融产品和金融创新早已严重落后实体经济发展之需要。银行体系之金融创新和金融产品固然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之需要，其他融资渠道和金融产品（特别是各种直接融资工具和金融产品）尤其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