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慈善需要提升商业化管理能力

民间慈善需要提升商业化管理能力

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的一则“不信任官办公益机构”的言论被媒体爆出，由此引发了又一轮对于慈善话题的热议。在随时变换热门话题的网络上，跟慈善相关的事件常被当做大众关注的焦点，成为网民“搜索”的对象。而在不久之前，新华都慈善基金会与其发起人陈发树深陷“诈捐”漩涡，陈发树的“83亿慈善承诺”被媒体直接形容为“变脸”。这些争议都直指公办或民间慈善目前存在的管理不规范、透明度不高等问题。

7月，天使妈妈基金因救助小传旺饱受“诈捐”质疑，而首个发微博让小传旺进入公众视野的山东齐鲁电视台主持人也因“圈钱”罪名遭到了残酷的“人肉”和攻击。“天使妈妈”事件是长久以来民间慈善遭受诟病的缩影。信息披露、规范运作、专业管理这几方面都是目前民间NGO(非政府组织)公益机构有待提高的治理能力。

道德之外，还需商业管理能力；爱心之余，还靠商业管理模式。

援引微博上一位热心公益人士的说法，不管公办民办慈善，公开透明的把账做好，接受全体捐赠者的监督，接受社会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更多人投身慈善，让更多的人相信慈善”。正如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郭毅认为，企业的爱心是珍贵而稀缺的资源，应“好好善用”。“公益项目管理应注意规范化、透明化，公益项目评价结果应科学化”。

在“天使妈妈”事件中，微博上身份认证为“绿丝带公益先锋”的才让多吉是质疑声中的代表。相对于其它更尖锐的声音，他的观点看上去稍显理性。他认为天使妈妈基金“没有现场考察而采信了第三方信息，没有作出项目评估和救助方案就贸然发起社会劝募活动”，这种行为与其获得中国公益最高奖的资历来说是不相称的。

“一个公益组织如果不能自己独立调查和评估受助对象而依靠第三方的诚信，她的项目一开始就会处于危险的境地。公益组织的健康发展不是靠信任，而是靠程序，做好一件事情，不仅需要道德，同时也需要能力。”才让多吉说。

官办慈善机构的官僚作风，民间慈善机构的不规范与管理不善，让公益变得如此艰难。那么，什么才是公益之路的正确方向？企业家史玉柱的观点是：“做公益与做企业一样，需要调查研究。”

由他担任理事的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现已改名为爱佑慈善基金会）创办于2004年，是国内第一家非公募慈善基金会。史玉柱的“同事”还包括冯仑、江南春、朱新礼、马云、马化腾、王兵等。其中王兵还肩负基金会理事长的职责。在过去的几年里，上述企业家把广泛的资源和优异的管理带进了这个民间慈善组织。

从成立的第一天起，爱佑慈善基金会就采取了一种全新的管理运行模式：没有运营费用、没有管理费，财务全包给第三方财务机构，慈善项目实时公布供社会监督，整个过程完全公开透明。

分析爱佑慈善基金会财务报告发现，对外投资、负债总额、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工作人员工资福利等都是“0元”。捐款100%用于项目执行，基金会日常管理费、运作费则由理事们另行出资。通过每年10%至20%的回访率，爱佑基金可以做到完善项目审核的准确率。从第一笔捐赠到现在，每一个捐赠人都可复核每一笔捐赠，全部捐助已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布。

王兵说：“企业家做慈善要抱着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清清楚楚捐款，认认真真执行，明明白白披露，时时刻刻监督，这就是慈善。”

2011年，爱佑慈善基金会全年募款能力超过了7000万元。目前，该基金会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的公益慈善基金，由它创造的公益运作新模式，或许可以成为其它民间慈善组织学习借鉴的参考和模板。

除爱佑慈善基金之外，致力于环保领域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由100多名企业家参与决策及实施，如今已成为中国民间NGO管理模式创新的经典范本。作为民间慈善的“主力队员”，企业家的民间公益力量正不断增强，他们的行动将全面提升民间慈善管理运作的整体面貌———经得起搜索，也扛得住质疑。

2012年7月20日在北京市纪委、市委宣传部联合召开的廉政文化建设理论研讨会上。专家建议，推出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廉洁公约、企业界反商业贿赂宣言。清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举例称，北京市有关部门可以联合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青基会等机构，推出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廉洁公约；联合新闻界主管部门及记者协会，推出全国新闻记者廉洁公约；联合国资委、工商联等组织，推出企业界反商业贿赂宣言等。程文浩认为，这些工作将深刻影响中国廉政建设尤其是廉政文化建设的未来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