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80年减税强国史的启发

美国80年减税强国史的启发

近年间，国内关于减税的呼声不绝于耳，我国连续数年税收收入以超过GDP增速一倍以上的速度增长，企业的生存压力陡然加剧，减税似乎也成了一种必然。当下中国处在欲减不能、不减不行的困境。研究美国80年间以减税政策不断促进国家走向强盛的历史，对开启我国的减税之路会很有帮助。

几乎可以这样认为，美国近80年的经济发展史便是一部不断减税的历史。

在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率居高不下，银行机构大量倒闭，通货膨胀加剧。这些严重动摇了西方世界对自由市场经济内在稳定机制的信心。自此，提倡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凯恩斯主张实施减税在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总需求，它成为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的灵魂。美国因此以连续的经济增长把英国抛在后面。

历史和现实有惊人的一致，20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上台伊始，战后第四次经济危机尚未过去，最高失业率达７．１％。更为麻烦的是，当时发生了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他发表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就悲观地宣布：“目前的经济状况是令人不安的。我们是在经历7个月的衰退、3年半的萧条、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9年的农业收入下降之后就任的。”作为肯尼迪政府的经济顾问，萨缪尔森提出了既保卫美元又实现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对短期贷款提高利率，阻止美元外流；对长期贷款降低利率，以刺激国内投资。而在财政政策上，萨缪尔森提出，削减个人所得税可以促使家庭更多地消费。历史证明，肯尼迪政府的减税政策是成功的，此后数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５．６％，美元危机也顺利化解。

1981年里根上台，为克服美国经济发展中的滞胀问题，采纳了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以全面减税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良方。里根政府共实施了两次大规模的减税方案:198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1981年经济复兴法案》。此法案主要包括将个人所得税最低税率14%和最高税率70%分别降至11%和50%；颁布了加速折旧条例(ACRS)，允许企业以重置成本来计提折旧；减少政府对个人、企业和州政府工作的不必要干预；支持稳妥可靠的货币政策;增加国防开支，提高军事预算等内容。1986年通过的税制改革法案，在继续进行大规模减税的同时，进行税制改革，通过扩大税基，降低税率，加强公平，简化管理等方式来解决税制繁杂的弊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也是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税收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里根政府的供给性减税扭转了20世纪70年代末高失业率、高通胀率的经济滞胀局面，为企业积累了资金，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刺激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财政出现了高达2687亿美元的巨额赤字。1993年克林顿上台，推行综合经济发展计划，以振兴美国经济。1997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财政平衡预算法案和减税法案，对税收进行可增可减的调整。包括降低长期资本利得税的最高税率，增加儿童扣税额，提高遗产税与赠予税的免征额，提高对个人退休账户的税收优惠等措施。克林顿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使美国的GDP增长率高于世界同期经济年增长率25%，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削减了财政赤字，美国的财政状况进一步好转。

始于2007年8月的美国次贷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把美国带入二战后经济最漫长衰退的寒冬。为拯救美国经济，奥巴马提出了刺激就业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奥巴马计划的关键词就是“减税”。他提议国会通过减税法案来鼓励小型企业投资并且雇用更多工人，新投资的资本收益税在1年时间内将降为零，而对投资支出的减税有效期将延长至2010年底。2008年8月，金融危机形势日趋恶化，奥巴马政府又迅速通过了《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和《2008年延长税收(优惠)和最低选择税减免法案》，提出减税约1100亿美元的计划。其中包括对可再生能源、交通和能源安全等4个方面的税收优惠，延长灾害减免期限，提高子女抵免限额等。进入2009年以后，美国议会又通过了《刺激经济法案》，规定的减税规模约为2810亿美元，创造350万个就业机会。为了进一步控制财政赤字，奥巴马陆续向国会递交了2010年度预算案和2011年2010联邦政府预算案，均涉及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税收计划。

从美国减税政策的发展历程来看，有一个事实十分明显:减税和相关的税制改革备受青睐。总体来讲，美国的减税实践没有阻碍自由市场的发育，而且它已逐渐成长为一种长期的财政战略选择。始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真正意义上的减税政策到现在已经有80年的历史，从其实践的效果来看，适度、公平的减税政策能够“唤醒”国家的经济，又具有广阔的扩展空间。

“苛政猛于虎也”。高税收不仅减少消费，而且抑制了投资。事实上，减税从来都是刺激经济、休养生息、培植税源的最好方式。无论从世界经验还是从中国历史来看，减税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趋于下行通道时各国政府习惯采用的政策手段。税收负担的变化必然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1983年，世界银行原工业部顾问基思马斯顿就曾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他认为：税收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下降0.36个百分点。为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应力求降低税负水平，改善投资环境，保护经济增长潜力。

近年来，我国始终坚持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转方式、调结构、抓改革、强基础、惠民生的重要措施。为了刺激加大投资，鼓励创业，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如放松信贷政策等，然而却并没有取得我们所预期的效果。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现阶段我国企业税负太重是其根本原因，高额的税负导致了企业在如此多的优惠政策下，仍然很难生存下去。以中小企业为例，现阶段我国中小企业4000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据统计，目前，中小企业贡献50%的税收，向中小企业征收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部门有18个，按收费项目分为69个大类、上千个子项目。如此繁多的税费，压得企业根本无法生存下去，即使能生存也是勉强度日。不堪承受的高额税负，名目繁多的各种税费，已成为造成企业倒闭的重要因素。因此，单纯的放松信贷政策、提供融资的优惠条件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刺激投资的增加、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要达到这一目的，其根本的突破点在政府应该让利于企业，使企业具有一定的利润空间，企业有利润空间，才会有投资的动力，才会有发展的可能。

犹如每次王朝的更替，逼到紧处便是官逼民反，新王朝总是以减轻税负、与民让利来获得平衡，使王朝得以喘息下去。美国80多年的发展历史则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每次减税都是经济的弦绷得高度紧张时实施的，美国经济领先与称霸人类历史的80年，大概总与减税有关。因此，我们奉劝当政者要学习中国历朝兴亡史，也学习美国近100年兴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