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反对减税？

谁在反对减税？

（上接第一版）

第一个是“中国的税收税负本来就很低”说。财政部研究所的贾康认为，发展中国家宏观税负平均水平约为35%，中国宏观税负在此之下。这种说法是否恰当，值得怀疑。OECD中税负较高的三个国家瑞典、丹麦和法国，他们财政80%以上的支出是花在普通人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环保等社会福利上。我们光比税负却不比社会保障，显然这种比法是经不住推敲的。

第二个是“减税并不能扩大内需”说。胡鞍钢就提出过这种看法，哈佛大学公共财政学教授罗森哈特也持这样的观点。道理是浅显的，消费决定于收入。若其他条件不变，个人收入则与税收有关，个税税率越高，个人可支配收入越低；反之个人可支配收入就越高。收入增加，消费也会扩大。

第三个是“当前财政赤字压力越来越大，不宜减税”说。刘溶沧曾指出，不能因为减税而影响整个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朱青则认为，“企业收税有没有下调的空间，关键看我们的财政支出。”按照这种说法，把所有的钱都缴上税也不够财政上花的。岂止是减税，增多少税都是对的。

第四个是“现在减税提的时机错误”说。原来经济疲软的时候，该减税的不减，现在已经有了经济过热的苗头，出现了通胀，这个时候要减其实是一个逆向的错误的选择。其实，首先要明确的一个前提是，任何时候都应该提倡轻税负，而不是强税负。

第五个是“在改革全面推进的攻坚阶段，必须加大税收力度”说。中国正处在历史空前规模的结构调整过程中。这一时期是我们必须支付改革成本的高峰时期，是必须花钱购买社会稳定的特殊时期。按此理解，花大钱时必须大收税。那么什么时候是不需要的时候呢，似乎迢迢无期。

通过对上述“减税”的代表性观点进行归纳比较可以看出，不同意减税的人的焦点在于：财政需要的钱太多，没有减税空间。

以上的话多是出自文人之口，说的最有分量的是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他在《中国改革》杂志上以《走出宏观税负的误区》为题，批驳了国外某杂志发布的所谓2009年税负痛苦指数中国排行第二的说法，他认为，“目前，政府集中的税收收入还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公共支出需求，有必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合理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肖捷认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宏观税负不仅有上升的需要，也有提升的空间。显然，决心收税的是国家税务局局长，因为他说了算，定了干，下面是要按他的话去执行的。

最简单的道理：“养鸡下蛋”而非“杀鸡取卵”

财政上需要花钱是不错，问题是要看有多少钱能敛上来，该怎么敛的问题。

先说一个在税收理论中比较传统的效率和公平的标准。中国的税收以往一般是针对企业来征收的。上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曾经做过这样的调查，在21个国家进行调查以后得出了一个减税的五大优点，对经济增长、外贸、劳动生产率、人口流动等等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对于创造利润的人给予较低的税负，才能让他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中国有句俗话叫“养鸡下蛋”。而对于个人，对于分得这些利润的人也不能税太高了，税太高了就不是“养鸡下蛋”了，而是“杀鸡取卵”。鸡杀了，下次便没有蛋吃了。

税收政策其实也是分配政策，最重要的就是为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对于个人就是在分蛋糕时要分得公平些。我们未来税收改革的方向，就是降低企业的税负，公平个人的税负。

最混乱的现象：政府不该管的都管了

财政上需要花钱是不错，问题还要看该花哪些钱，该怎么花的问题。

考虑政府支出的需要，确实是反对减税非常有力的一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看，中国政府的赤字、债务确实相当多，但是这个问题还要看到另一面，还要看中国政府收到这些财政收入在干什么。哪些事是应该干的，哪些事是不应该干的，这个必须要弄明白。

从支出管理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政府还在做很多不该干的事，还有很多事是应该做的，但是没有做在点子上。财政改革从分灶吃饭开始，到大包干，然后到分税制等等，说来说去大部分的改革，包括1994年的税收改革，全是对收入方面的改革，就是讲这个钱拿来了以后，怎么样在中央地方分的问题。支出方面的改革连最基础的都没做到。现在看统计年鉴可以看到，涉及政府支出的这一块，27个项目里1/3是涉及经济方面的，比如说基础建设、三农支出，全是这方面的。而政府真正应该做的事，科技、教育、卫生一栏只是27个项目中的一个。现在虽然也开始做下面的一些项目了，但是总的这一套设计体制仍然是跟苏联学的计划经济那一套，一直到现在都没改过来。实际上，那么多财政收入被政府拿来搞铁路、公路与基础建设去了，这是不该花的钱，并不是权力部门与一些专家讲的公共支出，他们以这个理由来收钱，却不办这个事，问题正出在这里。

财政收入已成为官员寻租来源

我们承认，税收作为调节社会贫富、实现公平正义的一个重要途径，不能“为减税而减税”，因为民意的诉求可能简单而功利，减税设计不能满足于短时的民意敷衍。但是，如果政府征税在制度上缺乏民意约束时，怎么能保证这些钱不成为政府官员的寻租手段呢？

我们不妨把话说透一点，近十年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主要缘于两大原因：政府从公共服务型政府在向投资型政府转变；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庞大，历史在这里不是前行，似乎是倒退。

当政府的主要功能从公共服务转向经济投资，政府部门也就成为一个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实体，依附于该经济实体的所有官员，身份也就转变成投资家或者企业主，筹资性现金流总是越多越好，债务利率总是越低越好，“政府公司”因此借助税收、规费、低息债等各种手段增加收入。甚至不顾当地实体经济与消费的增长，推出类似黑社会的外地车进城小时费等匪夷所思的手段。

显然，反对减税的是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他们需要更多经济支配权力，于是就拼命的增税。至于减税，完全是个口号，因为上面这么说，老百姓都这么喊，领导不可违，民意不可违，真的做起来，他们才不会这么做。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家缺乏有力的手段阻止收税权力部门的无度扩张，这导致一些税收优惠形同虚设，更导致税收优惠离开法治范畴，成为官员寻租手段。

减税最大阻力：来自政府部门

因为收税主体是政府部门，这些部门往往不受人大的约束，更不受人民的约束，权力就显得特别大。看来，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权力部门投资人的身份认定，恢复公共服务提供者身份，否则地方政府、权力部门受不到人大和社会舆论监督，权力必然无度膨胀，包括收税的权力也无度膨胀。

现在中国已建立基本的社保体系，成本将近一半由企业主承担。现在办一个企业，社保费率往往占工资的30%以上，再加上各种税负等，90%的企业如果不偷税漏税只会倒闭。另据测算，2009年企业税外收费占到当年整个6万亿税收的1/3。这几年数据更高。加之土地财政收入下降，地方政府征收过头税等现象更加疯狂。今年上半年，云南、甘肃、湖北、陕西各地突击收税，闹出了许多名堂，引起社会关注。

收税收多少，减税减多少，都没有一个部门在监督，这件事应该由人大来管，而不是政府来管。如果由政府来管，政府的钱永远不够花，就永远增税，企业的日子就永远不好过。

（作者系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