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巴菲特”任重道远

中国的“巴菲特”任重道远

作为投资者，谁都希望能找到一位像巴菲特一样的基金经理。但是在中国，哪些基金经理可能成为巴菲特呢？所以，2012年初，行业“传奇人物”王亚伟的突然离职就成了业内的最大新闻。

时间可以说明什么？

2012年6月28日，华夏基金范勇宏在新开的微博上向关心他的记者们亮出不俗观点：“基金经理要有点信仰”。他在详细解释自己观点时说：投资研究能力是基金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好比一个人的心脏，对公司发展至关重要。优秀的基金经理除了自身聪明、勤奋和酷爱投资以外，他还必须具有诚实信用的道德品质、高度的责任感。

范勇宏强调一个古老文化积淀出来的财富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在中国，培养一个优秀的投研人员代价很大，招聘、实习、考试、面试、培训等等，至少要有4年严格的研究训练和至少两年严格的投资训练。正因为此，呼吁“尊重人性、重视人才，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是一个成功基金管理公司的必由之路”显得非常重要。

行业人士都明白，很多基金拼凑起来的队伍没有核心文化。没有核心文化的研究队伍是没有战斗力的。基金管理公司面临着向现代财富管理机构转型时刻。华夏基金范勇宏公开的观点“企业花大力气找最优秀的人，不一定是智商最高的，但一定是有理想、热爱研究、有道德的人”无疑敲响了警钟。

2012年6月6日，当基民不能理解“那些业绩表现并不好甚至还很糟糕的基金经理，为何频频跳槽却仍能安享普通人望尘莫及的高收入？”时，包括基金公司、独立基金销售机构在内的公司领导人齐聚北京，参加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成立大会。

跳槽的人才在一起探讨时都说过一个事实，“做基金经理不只再是个打工挣钱的工作，而是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

专家都认同少发“现金奖金”，多发“份额奖金”，建立利益捆绑机制无疑是约束基金管理者，保障基民利益，最大限度地降低道德风险的最有利方式。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江赛春在微博中写道：正常的人才流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才流动若超出了行业正常发展的需求，则可能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尤其是明星基金经理离职更容易对其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无论怎么说，基金经理，这个长期管理投资者资产的职业，在中国都是一个“赚快钱”的行当。

三年一届的聘任期，谈信仰似乎不合时宜。“激励机制是公募基金行业解决人才流的根本”。

在很多大型基金公司高管心里都有个观点，“在金融生态中，基金业地位最低，是食物链的底端”。原交银施罗德基金投资总监李旭利就是一个典型：“其在脱离公募基金，转投著名私募重阳投资任职投资总监后，却被查出在公募基金时期的‘老鼠仓’大案，涉案金额高达亿元之巨。”

2012年7月12日，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初次审议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据了解，《基金法草案》共分十五章、一百七十二条，在现行基金法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和扩充。其主要修订内容包括四方面：将非公开募集基金纳入调整范围；加强基金投资者的权益保护；修改完善公开募集基金的部分规定；增加对基金服务机构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