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不能掉进凯恩斯主义陷阱

“稳增长”不能掉进凯恩斯主义陷阱

（上接第一版）

其实，要告别凯恩斯主义的，不是理论界的进展，也不是政治家们的清醒，而是自然规律———对经济的无限干预要求无限的资源，当债务规模达到可以接受的边界时，不管多么不愿意，干预主义措施都不得不停下来———区别只是代价是多是少，在于留下的后遗症是多是少。

凯恩斯主义的三驾马车理论已经失灵

自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明了“拯救了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学说以后，凯恩斯主义就一直是世界上所有政府难以拒绝的巨大诱惑。尤其是每当危机降临，它总是很容易成为政府驾轻就熟的不二法门。除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表面上看似能够在短期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之外，这里面更为深层和根本的原因恐怕在于，有助于让政府获得更多和更广泛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合法借口，从而为政府的自我膨胀和自我强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凯恩斯主义的现实效能从未得到过一致的结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无论是经济实践还是经济学理论研究都已经证明，就算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短期内能够取得效果，它对经济运行造成的长期损害也很可能远远大于短期收益。说得更极端一点，凯恩斯主义就像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止痛剂，充其量只能收到暂时缓解危机症状的表面功效。更大的危害还在于，止痛剂是很容易用上瘾的。

凯恩斯主义对于中国这个体制的祸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政府职能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第二是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深入陷入投资依赖症。比如去年总产值为47万亿，而固定资产投资即达30万亿。凯恩斯的《通论》试图用“总供给”、“总需求”等总量概念分析失业和萧条现象。认为消除失业和萧条，只需增加“有效需求”。那么怎样才能增加有效需求呢？唯一方法就是通过信用扩张和通货膨胀支持的公共开支，而不会选择另外一条路。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公式是：GDP=（消费+投资+净出口)×政府刺激。依据这个公式，GDP怎么增长呢？用现在流行的说法，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这驾跑不动了让那驾跑。出口不行了，靠投资，像去年，政府大规模增加投资。现在投资太多不行了，靠什么？消费。这就是很多人理解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把消费不是作为目的而是手段存在，因此消费总是刺激不起来。最终还是选择投资这匹马使力气。

中国“稳增长”应摆脱凯恩斯主义

经济的发展需要以一定的经济数据的增长来体现，因此，当目前数据出现下降趋势时，中央政府提出“稳增长”的口号是有其合理性的。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国的经济运行已经对政府投资产生了很大的依赖性，而在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中，由于政府在投资领域掌握了大量市场资源，因此扩大投资往往“手到擒来”，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对消费和外贸，由于政府缺乏有效的市场资源，尽管花了很大的力气，却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这也是投资成为政府管理经济中一种路径依赖的根本原因。

但是，如果只能以扩大投资为“稳增长”的唯一手段，那么，前两年情景的重现几乎是难以避免的。投资的扩大逼迫银行信贷口子开大，过多的流动性充斥市场后又流到实体经济之外的领域，推动物价上升。政府为了化解通货膨胀的危机，又不得不再一次收紧信贷，从而再度引起经济的趋冷。从最近几年表现出的情况来看，这种周期性循环已经表现得越来越短，我们频频逃出陷阱，又频频掉入陷阱。

因为运用凯恩斯主义，对市场实行国家干预，经济出了问题，再用凯恩斯主义来干预，来解决，实际上有时候就会错上加错。就好像你吃错了一种药，再想通过吃药去解决这个错误，那你现在又有一重错误了。我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政府在经济中，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太大，投资起的作用太大，现在应该淡化政府这种作用，淡化投资的作用。

凯恩斯主义关心的是短期问题，不关心长期问题。我们要追问，如果一项政策给这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带来伤害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的政策？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虑。地方政府官员一般只考虑短期的事情，不考虑长期的事情，凯恩斯主义也就适合只考虑短期利益的地方政府官员使用。

不幸的是，“短期”有时候太短，来不及逃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仅仅三年前，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们都在关心怎么样提高总需求，手忙脚乱地用各种各样的刺激政策，增发货币，增加贷款，降低利率，扩大投资，发放政府补贴等等，遏制通货收缩。然而，最担心的问题都出来了：虚拟经济过度、物价上涨、通货膨胀。

现在看来，为了把经济增长提高到8%，我们要付出的不仅仅是通货膨胀的代价，还有市场体制改革可能倒退的代价，还有坚守陈旧经济发展方式的代价。所以我们要呼吁，必须放弃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中国经济稳增长，一定要守住一个“稳”字，不能再掉进凯恩斯主义陷阱了。“稳增长”不可走2008年的老路，不能再次掉进凯恩斯主义的陷阱。（作者系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兼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