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不能掉进凯恩斯主义陷阱

“稳增长”不能掉进凯恩斯主义陷阱

今年第二季度开始出现的经济数据下滑，向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敲响了警钟。在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位置目标的决策后，各地迅速出现了扩大投资的部署。每逢全球经济有低迷苗头就会有些机构热衷于推测中国到底会有多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出台。显然，中国已陷入凯恩斯主义的陷阱而难以自拔。

对于凯恩斯主义由政府主导的投资热潮，中国的民众并不陌生。2008年年底为应对金融危机而推出了4万亿投资大单。这股投资热潮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不少问题，于是有了最近几年的调控。那么，目前骤然出现的投资热潮，是不是意味着调控已经转向？而一旦重新走上以投资拉动经济的老路，那么前两年因此而起的信贷“井喷”、物价飞涨、CPI疯狂走高、实体经济空心化、通货膨胀加剧的情景是否会再度出现？

因此，面对这股投资热潮，舆论自然发出了对凯恩斯主义质疑之声。为什么当经济数据刚刚出现了一点下降，政府就按捺不住重新走上了利用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的老路。这说明，我们对投资已经产生了高度的路径依赖，因此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在关键时刻已经成为政府无法放弃的一张王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可能再次在中国抬头，我们对此不能掉以轻心。

四万亿救市是凯恩斯主义的应用

1929—1933年的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能够成为主流？就是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

作为一种理论指导，凯恩斯曾经能够给陷入混乱和困境中的市场经济一种指导作用。这是由于市场的资源配置调节失灵，政府需要弥补市场的不足，通过“部分校正”，来挽救经济颓势。当市场运行良好的时候，政府就不需要过度干预。

中国政府宣布的四万亿救市政策也可看做是凯恩斯主义的实践和应用。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重创。作为应对，中国政府于2008年年底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一系列扩大内需的刺激措施。4万亿投资在提振市场信心、扩大内需、减少失业以及加强经济社会薄弱环节方面都发挥了较大作用。2009年，货币投放达9.6万亿元；2010年，虽然信贷指标是7.5万亿元，但加上表外业务如银行信托合作理财产品，也可能会超过9万亿元。巨量货币投放是配合刺激计划所采取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当然也刺激了去年以来的通货膨胀。

然而，在中国，政府职能过于宽泛，政企不分，官员们还是以追求虚的政绩为目标。政府把扩大内需搞成简单的总量扩张，不加控制地实行货币和财政双扩张的政策，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通过大量投入来求得GDP的增长。继而产生泡沫经济，地方政府逼迫银行贷款，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最终引发通货膨胀。

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否可靠，是一个广为争议的话题。然而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凯恩斯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爵士的整套经济学理论，都不是为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的贫穷国家而设计的，他的以政府开支增加总需求从而达到充分就业的理论，也不可能被中国这样的国家照搬。

凯恩斯主义在中国水土不服，只会导致重复建设和泡沫经济。美国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典型，市场制度发达而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建设之中，无法和美国相比。同样的政策思想在不同的制度基础上当然会有不同的结果。

虽然政府救市会有短期效果，但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失误和更多的坏账。谁能保证目前五大银行28亿贷款没有风险？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接着再投资，再短缺，这似乎已经构成中国经济的恶性循环圈。

中国经济沉痛代价祸在凯恩斯主义

在一些经济学家眼里，过去10多年里每年两位数以上的GDP增长率仿佛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屡试不爽的明证。然而，真正对当今中国经济社会有深入观察和研究的人，无不清楚这种“成效”背后越来越难以承受的代价。而且，在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制度语境下，中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还带来了额外的后遗症，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始终把速度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消费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消费总是刺激不起来，还存在垄断性的国有经济对民间经济活动空间的挤压和蚕食。显然，凯恩斯主义是改革开放后半段经济现象逆转的理论源头。

自雷曼兄弟破产以来，各国政府该用的“输血”、“电击”疗法都用了。如今再回头客观地评价，它们在阻止大萧条重演、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取得过一些成效，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更留下了无穷后患。因此，率先感受到凯恩斯主义药力副作用的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正试图从这个“输血—刺激”的无底洞中抽身出来。然而，中国有些人则好像打算一条道走到黑，很多经济学家、企业家与政治家一起抓住凯恩斯主义牢牢不放。（下转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