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细则和问责制度比禁令更重要

执行细则和问责制度比禁令更重要

日前，国资委会同财政部、监察部、审计署联合发布《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列出严禁超标准购买公务车、严禁用公款为亲属和子女支付各种费用等12条规范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的禁令。笔者认为，“12条禁令”难堵住国企职务消费的漏洞，只有建立执行细则和问责制度，这“12条禁令”才可能得以实现。

禁止什么，就说明现实中存在什么问题。用公款购买个人住房，将公款用于亲属子女，花公款为自己购买商业保险，这些分明是贪污行为，却出现在一个规范职务消费的文件中。这意味着，在现实中，有些国企负责人竟然把这些视作职务消费，亦即国企负责人享受的职务待遇。看来，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职务消费，顾名思义就是公职人员履行职务而引起的各种公务消费开支，其要义是“与履职有关”，公私分明。人们大都知道国企负责人的职务消费很奢华，而想象中的奢华，无非是喝天价酒、抽高档烟、坐豪华车、以考察之名行公款旅游之实，反正都是“不落腰包的腐败”，就像有人说的：“公家的钱我可以随便花，干吗要冒险贪污受贿？”

在我国，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旅游、公车私用等公款私用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也早为公众所熟知，几乎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然而，为什么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就值得深思了。

其实，规范国有企业职务消费，国家过去早已发过多次红头文件。2006年，国资委曾发布《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的指导意见》；2009年，中纪委也曾禁止过公款买烟。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我们国家再三下发的文件都成了摆设，白白吆喝了一阵子，问题不仅没能得到解决，而且，事态越发严重了。

我们认真看看四部门发布的《暂行办法》，不难发现，办法只是从制度上明确了职务消费与违规违纪的界限，却并没有相关的配套细则和惩罚的详细规定。现实告诉我们，许多问题不是出在没有制度上，而是制度执行乏力或者执行不到位。建立一项制度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把这项制度落实下去，并且执行到位。仅仅靠一纸禁令，恐怕很难收到成效。

禁止国企公款私用，关键是让公款消费得明明白白。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如今国家机关的“三公消费”正在逐渐公开。我们的国企职务消费也应该公布于众，让账单摊开在阳光下。然而，从媒体的报道来看，《暂行办法》对国企职务消费的公开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只是笼统说了一句“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制度，应当以适当方式向职工公开”。这无疑明显地给国企职务消费提供了“躲猫猫”的机会。

国企职务消费的公开，不能仅仅公开消费制度，应该把国企每一笔钱的来路与去向都告知所有员工，把每一位高管在其中动用的款项都公示出来。据报道，香港的财政预算案是七大本16开的书，七本预算案总量加起来近10公斤。其中，部门开支细致到添置坐椅，甚至香港某部门一年换10只灯泡的支出都被列出来，全部公布于众。只有如此的公开，才能真正避免公开后仍是一笔民众看不清的“糊涂账”。

仅有信息的公开和社会监督，还不能保证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的“灰色地带”能够消除。国企公款私用，不过是打着“工作需要”的旗号权力滥用的衍生物。国家多次下发文件规范国企职务消费没有取得实效，很多的国企负责人明明知道公款私用是违法违规的，却还是铤而走险，重要的一点就是问责制度的力度不够，使得国家的文件形同虚设。

温家宝总理早就说过：“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笔者认为，《暂行办法》出台后，国家应尽快拿出具体执行细则，还要拿出具体的问责制度，加大惩罚力度，严肃查处不认真执行制度、不及时执行制度和拒不执行制度的行为。对于在执行制度方面出现重大失误、不按制度的程序办事的，除了责成纠正外，也必须进行必要的责任追究，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查处。

我们盼望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的“执行细则”与“问责制度”早日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