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智慧赚钱在这个时代已是平凡事,但懂得管理艺术、深谙经营之道的学者,未必都是平凡人。
“学富五车”这个词儿如今有了更字面的意思,因为“富”的内涵还可以更直接地表现为资产金额和身家几何。
学者从书桌前走开,从科学研究中抽出身来,去做一些跟经营有关的事儿———很多年前被叫做“第二职业”,而现在,他们是富豪榜上赫然在目的学者企业家。
学“富”商人:从学者到企业家
来源:中国企业报 作者:本报记者汪静赫
学“富”商人:从学者到企业家
王利博制图
李开复:编外导师
尽管在2011年遭遇了学历质疑,李开复的导师形象还是显得相当稳固,因为他的创新工场依然很忙。这个旨在提供全方位创业培育的投资机构面对的大多是8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企业家,生于1961年的李开复面对他们时,除了是一个老板,还是一位导师。
作为前微软公司副总裁、前谷歌全球副总裁,李开复可以拥有一个中国企业家的惯常称呼:李总。不过,在他的周围,更多的一种称呼是:李老师。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开复被称为李博士———这是在谷歌时的事。
一直以来,作为企业家的李开复被加上了学者的标签,原因当然不是他文质彬彬的儒雅外表。之所以被视为学者,是因为李开复其实还是一位国际知名的语音识别技术专家。
看看李开复的履历,就会发现他在29岁之前除了企业家之外的另一个人生可能是———当个科学家。
1983年,22岁的李开复以最高荣誉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系,在校期间,他开发了“奥赛罗”人机对弈系统,曾经击败了获得过世界冠军的国际象棋大师。1988年,李开复获得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博士学位。他研究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1988年最重要的科学发明之一。此后的两年里,李开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RCS担任研究计算机科学家,并在1990年7月获得AP(助理教授)的职位。
李开复关于统计学方法做出的语音识别博士论文至今还是语音识别产品的理论基础。2000年,他成为了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显然,这些经历都意味着李开复是一个学者。事实上,如果他不曾离开教职,其科研成果应该不会止步于此。
然而,对于离开校园的李开复来说,在中国被冠之以“青年导师”、“大学生教父”这样的头衔,似乎是他告别学者生涯的另一种收获。
早在1990年,李开复受联合国邀请来华演讲两周。那一次,他到了很多高校,学生好哥们十分热情。后来,李开复专门为和中国学生交流而创办了一个网站。从那以后,李开复经常和学生网上交流。后来,他在网上发表了两篇著名的文章,如《我的人才观》、《给中国学生的一封信》。不久,两篇文章在互联网上和中国高校中广为流传,此后,李开复又写了《给中国学生的第二封信:从优秀到卓越》,一直到第7封信。一时间,“李老师”成为中国大学生最著名的“编外导师”。
有一种说法是,相比较谷歌在中国内地的“战绩”,李开复以独享“青年导师”获得了只属于他自己的成功。
刘积仁:兼职校长
刘积仁有过这样的称谓:中国第一位计算机专业博士,国内最年轻的教授。现在,他是中国第一家上市的软件公司———东软集团的总裁。
作为中国软件业的领军人物,刘积仁依然脱不开学者的形象,因为他至今还兼任着东北大学的副校长,甚至还亲自带研究生。
1976年是刘积仁人生转折的一年。东北工学院(后改名为东北大学)来到他当时工作的钢铁厂选拔新生。当时选人的原则是,由各车间推荐,谁票多就谁去。结果,人缘好的刘积仁得到了最多票数。就这样,他从工人变成了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
此后的7年里,刘积仁从本科一直读到硕士。1984年,刘积仁考取博士研究生,成为著名科学家李华天的弟子。1986年,李华天推荐刘积仁到美国国家标准局计算机研究院计算机系统国家实验室留学。
1988年,33岁的刘积仁留美归国,回到了东北工学院,此时他的身份是中国第一个计算机应用专业博士。不久,刘积仁由讲师被破格提拔为正教授,成为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最年轻的正教授之一。
3年之后,1991年在充满了关于“教授应不应该下海”的争议中,来到了东北工学院的刘积仁正是这争议声中的焦点人物。
1988年,刘积仁以“三个人、三万块钱、三台微机”组成了东北工学院计算机系计算机软件与网络研究室,3年之后,东软公司正式成立。
在东软的官方网站上,关于东软的简介,开头第一句便是:“东软来自于大学。为了寻求‘架设软件研究与应用桥梁’的梦想开始创业。”刘积仁最初是想用赚到的钱来支持研究工作,但后来的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料和所有人的想象。如今的东软集团已是国内最大的软件行业解决方案和软件外包服务提供商之一,也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医疗系统与设备提供商。
在刘积仁眼中,将软件与解决方案、数字医疗和IT服务等方面相连演绎,是一件“极具浪漫和想象力的事情”。身为企业家的刘积仁至今还保存着学者的浓郁气质,在东软集团,员工们习惯叫他“刘老师”,而这也是刘积仁最喜欢的称呼。刘积仁如今仍身兼二职,除领导东软集团外,还兼任东北大学副校长一职。除他之外,东软的许多高层同样也是“一心二用”,很多东北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毕业后也直接留在东软工作。
事实上,刘积仁在东软集团建立了一种有着明显校园印记的企业文化。刚刚进入东软的新员工,会被指定一位“导师”,这些“导师”会像研究生院里的教授一样对其进行东软文化、工作环境和技能等方面的训练。在东软,下级对上级及领导者的称呼是老师,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是教与学,而不是命令与服从。刘积仁对员工的希望是“有一天大家都觉得他的老师比刘老师要好”。他对于年轻员工的期许,和一位导师的态度并无二致。
在刘积仁看来,学者和企业家这两种身份,在他一肩之上显得十分和谐,并且互为成就。
“一个好的学者要不断地探索一个学术领域发展的趋势;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要看好什么是未来,在机会没有到来之前要准备。无论做教授还是做企业,都在传播一种精神,我把它叫做企业的文化。”刘积仁如是说。
华生:回归学术
对于华生来说,有个和福尔摩斯搭档一样的名字,并未使他做侦探,而是成为了一位经济学家———并且还是“最有钱的经济学家”。
2011年11月6日,以华生、何家成、蒋跃等人组成的研究组和田源、张维迎为主要贡献人的“价格双轨制理论”高票获得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这一理论最早要追溯到1984年。那正是华生参与经济学术研究的最初年华。28年后的获奖,对他来说,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回归”。
1984年9月,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在浙江莫干山召开。很多活跃在当前中国经济舞台的人,都是这次会议的参与者。会议期间,华生和四名研究生同伴提出搞价格双轨制改革,建议用五年时间完成计划价格体系向市场价格体系的过渡。次年初,双轨制增量渐进的价格改革作为国家的正式政策开始实施。时隔多年,这一理论终获殊荣,在华生看来,“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是整个莫干山会议的产物。”
早在1978年,25岁的华生考入东南大学(原南京工学院),刚入学不久就在《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经济学论文。大学毕业后,他考入中国社科院财政系。在这里,他和很多优秀的中青年经济学者一起直接参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莫干山会议后,华生直接参与了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出入于中南海的高层会议,陪领导外出考察调研。1987年,华生作为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参加福特基金会提供的一项短期进修计划,赴英国牛津留学。
华生在牛津大学学习了4年,后来就应聘在剑桥大学研究任教。1990年初,华生被社科院以逾期未归之名开除。
几年后,华生回国,此时他发现“工作没了,房子也没收了”。华生自言“为了生活”,于是他做了一件经济学者的“分内事”———下海经商。
华生的第一个生意是开火锅店,但却倒闭了,后来渐渐走上正轨。据他所述,“主要做工业和服务业,从机械制造、无线通讯到食品加工都有。”
“书生做企业主要还是靠同学,有大学、研究生和留学时的同学来加盟,90年代刚从英国回来的时候也就两三个人,蹬个自行车,从个体、合伙、有限公司、上市公司、企业集团一步步走来。”华生说。
在此过程中,华生尝到了从学者到商人的心理落差。压力最大的时候,他也曾感到“太困难了,简直没法再做了”,但他始终都没有放弃。
1999年,华生的公司花1.57亿元收购上市公司闽福发,华生任董事长和总经理至2003年。此后,华生辞去在闽福发的高管职务,将上市公司和控股集团留给同学打理,自己则一头转入学术研究。
有经济界人士评价华生“身价数以10亿计,可能是中国最有钱的经济学家”。在一次媒体采访中,他自嘲是中国最懒的企业家。因为“无论地处各省还是同在一幢楼里的下属企业,他一年难得去一次,企业变成了他研究的观察样本和试验田”。
1998年2月,华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首次提出A股含权和股权分置改革问题,这标志着他回归学术界。
2000年,华生就任燕京华侨大学校长时,他拟定的校训是一副对联:“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