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20年：国企改革理论风云

论战20年：国企改革理论风云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这是一首再熟悉不过的歌曲，这是一位让无数中国人从心底崇敬的老人。

1992年春，88岁高龄的邓小平从北京出发，开始了一个多月的南巡之路，也拉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帷幕。

邓小平南巡讲话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同年10月，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将当时关于“是否要走市场经济道路”的争论画上了句号，亦为中国经济改革指引了新的方向。此后，国企改革进入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的第二阶段。

2012年，距离1992年已过去整整20个春秋。20年的国有企业改革之路，同时亦是20年的思想征程。

显然，有两条线在相互砥砺，相互交织着前行。一条是市场经济，一条是私有制。

在一次次的论争中探索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改革道路，他们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做探索，深深影响了中国企业的成长路径。

故事1993

1993年的到来，似乎有些异样的空气。敏锐的经济界觉察到，在经过了“剧变”的1992年之后，1993年的国企改革会有“大动作”。

而在这之前，一个老人的离世使得1993年的早春格外寒冷。

他就是享年73岁的蒋一苇。

早在1979年我国进行首次企业自主权试点改革时，在当时的经济学家中，最著名的倡导者正是蒋一苇。袁宝华评价其“在理论上对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支持”。

蒋一苇先后于1979年、1984年、1989年提出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经济民主论，这显然与市场经济理论是相通的，这三个重要理论被统称为“蒋一苇三论”，成为当时最为著名的理论思想之一。

蒋一苇的离世像一个符号，很快将留给经济界的叹息变成了改革的激情。

1993年底，在一种微妙的“默许和尝试”的气氛中，广东第一次出现了“下岗”这个新名词。

在广州一家濒临破产的国营无线电厂，330名职工告别“世代工作生活”的工厂，同时带走了相当金额的“工龄补偿”，这种“工龄买断”的做法后来普及开来。尽管后来，这些离开的工人多数不得不面对“坐吃山空”的残酷现实，但在1993年，对于这些长久习惯于把人生与企业“捆绑”的人们来说，却是一种莫大的勇气。

这种非凡的勇气，中国的经济学者同样具有。

1993年7月13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周叔莲在《光明日报》撰文《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两个问题》，论述“所有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目的”。

周叔莲和与他相似观点的学者认为：“不能把所有的企业都抱在怀里，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显然，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

学者们的这种“新颖”的思想在当时影响有限。将没有优势的国营企业“放掉”，注定不会像同一年取消粮票那样顺理成章。只有少数经济活跃的地方，比如广东，刚刚冒出了些许“星火”。

然而，改革势如破竹。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这一年，成为国企改革新征途之始，从此，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到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阶段。

这一年———

63岁的吴敬琏接手蒋一苇创办的《改革》杂志，使之成为整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思想重镇；63岁的厉以宁出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同年，出版《怎样组建股份制企业》一书；64岁的茅于轼从中国社科院退休，随后创办了中国首个民间智库———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66岁的董辅礽将他的所有制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运用到证券市场，极力主张让国有股和法人股流通，明确提出培育机构投资者的主张；68岁的刘诗白接待了登门拜师的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与之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诸多问题进行切磋。

……

这些中国资深的经济学者，早在七八十年代就敢为人先，将国企改革的理论走到了实践之前。在新的时期，他们依然不落后于时代，成为改革征程中不可忽略的人物。

同样在这一年———

34岁的张维迎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青年经济学家小组会上宣读了自己的博士论文；40岁的胡鞍钢参与主持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课题，提出国家能力（中央政府）的概念；41岁的林毅夫获得了孙治方经济学奖，这是他从台湾回归祖国的第14年；43岁的周其仁在加州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3年后回到祖国，前往北大任教。

……

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不但成为中国国企改革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推动者。

这一年，在中国的其他许多地方，还有很多经济学者的身影，他们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齐齐搭上了这趟经济加速的列车，成为中国国企改革路上的理论精英。

公与私的论争

2012年2月28日，世界银行在北京召开媒体见面会时，遭到独立学者杜建国的现场抗议。杜建国高呼“国企不能私有化”，痛斥“华尔街都是骗子”。

这样的戏剧化一幕，不过是国企改革私有化论争的一个情景缩影。

而这场关于公与私的交锋，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开始。

这场漫长的论战原因只有一个：产权是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在此过程中，经济学家们一直努力推动着中国国企改革的发展和进步。

早在1979年，董辅礽第一个提出所有制改革问题，他勇敢指出了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企分离”、“政社分开”的政策性建议。

上世纪80年代，理论界开始集中关注产权问题。

1987年，时任体改委主任李铁映提出“开门搞规划”，指定“由国内一些经济学家为各自组织一拨人去搞方案”。资料显示，当时有北大的厉以宁，人大的吴树青，社科院的刘国光，经济中心的吴敬琏，中央党校的王珏，人民银行的宫著铭，此外，还有广东和上海两拨人。结果，在这八个小组提交的八个方案里，有七个都主张“搞国企改革应走股份制道路”。

1988年，刘诗白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学术论文，从理论上阐述市场主体必须是产权主体，提倡构建产权明晰和产权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公司制。

1990年，我国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先驱人物董辅礽提出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分不同类型改革国有企业的观点，明确主张“国有企业应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而在非竞争性领域和社会公益性领域保留国有企业”。

在这场企业改革的征途中，学者们将理论走到了实践之前。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正是集中了吴敬琏、董辅礽等一大批经济学家的正确意见。

及至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决定》，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到“产权”二字。

决议引发一场大争论。其中一个焦点就是制度创新是否首先要进行产权改革，有人认为搞产权改革就是搞私有化，不同意“产权”这个词。

1993年7月，周叔莲在《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两个问题》一文中提出所有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掀动了经济理论界的“手段论”和“目的论”的论争。

这场思想交锋的焦点最终集中在所有制的“公”与“私”上。

于光远用辞典的方式对社会主义所有制提出了全新的解释，他提出股份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个主要形式。

关于产权改革的争论，持续了整个90年代。

就在进退之间

2009年11月22日，第二届“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大奖”属于厉以宁和他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颁奖当天正好是厉以宁的80岁生日。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是上世纪80年代末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与关键。1986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从理论上详细地讨论了我国改革以后的所有制体系以及股份公司的构造。他在随后的一系列著作中，不断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由此得到了“厉股份”的外号。

1992年起，时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的厉以宁主持起草《证券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重要的经济法律。起草工作历时6年多，最终于1998年审议通过。

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之路上，股票市场出现了一些“非常”现象，由此引发了2001年的股市大辩论。2001年1月，吴敬琏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的文章。一些经济学者和证券界人士表达了不同看法，各类媒体也纷纷介入，使得辩论日趋深化。2月11日，厉以宁、肖灼基、董辅礽、吴晓求、韩志国5位经济学家联手质疑吴敬琏的言论。

争论有力推动了改革。

在经营权主导改革和产权主导改革的讨论中，引领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推动了所有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全面、深刻、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95年，诸城改革引起全国关注———尤其是经济理论界的学者们。同时，一个叫陈光的市委书记被称为“陈卖光”成为政治明星。

1995年第6期的《改革》杂志，除了刊登吴敬琏等人的《放开放活小型国有企业》、周天勇等人的《诸城市企业改革的选择———股份合作制》的文章外，同期也刊登了陈国恒、王金梁的《对“诸城经验”的几点质疑》。

1995年6月，李锦蹲在国有大型企业胜利油田调研58天，提出“资本经营论”，认为国有企业产权可以流动与配置，论文为21家报刊在头条刊发，引发国有企业资本经营潮。

随后，一起被外界称为“北大交火事件”的争论发生了。争论的双方是同在北大供职的林毅夫和张维迎。林毅夫认为，国有企业产权归属是清楚的，其改革的起点应在于“剥离其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而张维迎则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

1998年，2/3以上国有企业亏损，国企改革也因此被视为“最难啃的骨头”。同年，第一例MBO（管理层收购）事件在沈阳发生。国企改革出现一股“卖”国企风。一番激烈的争论就此展开。

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出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一年后，王珏发文，首次提出“国退民进”的概念，这个说法经过媒体报道不胫而走。

理论界的论争就在“进退之间”你来我往、短兵相接。

及至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这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第四个阶段。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称之为“国企改革一次重大的理论突破”。

杨启先当时或许已经觉察到，一场新的论争即将开始。

由于“国退民进”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法制化的改革方案，各种论争的声音不绝于耳。

谁也没想到，搅起最大波澜的人是非中国内地本土生长的郎咸平。

“郎顾之争”连环套

2006年2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主办方同时请来了经济学家杨帆和张维迎。两人见面握手，杨帆说：“对不起，骂你骂了几年。”张维迎笑着回应：“骂得好，骂得好。”

这两位“老对手”的骂战与另一个人脱不开干系，他就是郎咸平。

2004年，无疑是郎咸平难忘的年份。这一年，他不但让自己成为中国最红的经济学家，也使他所处的经济学者群体在公众视线中更加“显眼”起来。

2004年发生的故事，与2001年有关。2001年10月，名不见经传的格林柯尔成为科龙第一大股东，格林柯尔的老板名叫顾雏军。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演讲时直指顾雏军“利用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加快国企退出的思路，将收购与改制打包在一起，玩了一把双方互惠互利的双赢游戏”。

“我反对‘国退民进’，即使企业家干得再好，也不能把企业送给他！”郎咸平连续发表论文和演讲，对中国一些著名企业的产权改革方案提出强烈质疑。这位出生台北、留学美国的经济学家，风格与内地学者迥然不同，他放言无忌、高调批评。

由于顾雏军的回应和众多政商学界人士的加入，“郎顾之争”迅速升级。这场争论被称为延续了“1998年大规模推行国退民进企业产权改革以来”的“第三次改革论争”。

争议的焦点主要是自产权改革以来如何看待“国有和集体资产的严重流失”以及如何看待以国企私有化为目标的MBO。

在学者们的隔空交战中，论战不断升级。中国经济界几乎所有重量级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大致分成两派：“挺郎”一方的以左大培、杨帆等人为代表；而不赞成郎咸平主要观点的有吴敬琏、张维迎及周其仁等。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在一篇《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的文章中说：“我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到底怎样郎咸平才觉得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则表示，“我与郎教授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主张停止产权改革，而我主张规范产权改革。”

由于互联网的普及，这场论争的影响力被奇妙地扩大了。公众的广泛参与将这场原本学术界的改革争论延伸为一场社会大讨论，成为“20年来经济理论界规模最大、火药味最浓”的论战。

2004年12月，MBO终于从模糊走向规范，立法程序启动。

“回归”起点

时间进入2012年春天，又是一个春天。

此前，围绕国进民退、国有企业私有化、国企垄断等命题，理论界的争论从未中断。

2012年4月，茅于轼在微博上呼吁将国企进行私有化改革———这已不是他首次这么做。在上一年的两会上，他所在的天则研究所提出“国企亏损论”。

与此同时，反对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大。

林毅夫认为“大规模私有化”不能解决国企的问题。“我相信，私有化不是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

经济学家华生直指“国企私有化论必陷中国于劫难”，他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公有私有并存发展，在发展中国家中被认为是最成功的例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宇则认为“国企改革已经进入到做强、做优、做好的地步”。

此时，中国企业研究院出现了，组织50多个版面40万字评论与报道，明确宣告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而不是私有化，成为2011年最有影响的国企宣传现象。

面对“国进民退”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不少学者站出来强烈反对。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便是代表人物。“老国有企业可能因为老体制生锈了，你可以给它除除锈，改革机制，卸掉包袱，让它向新型企业转变，但绝对不能把它变成私营企业。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国家脊梁真正培养起来。”胡鞍钢说。

“国企私有化”的舆论，似乎在动摇国企改革的方向，学者们对此反应亦很激烈。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江三良直言：“那些热衷私有化的人，如果不是出于无知在跟随起哄，再没有比别有用心更能解释他们的行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教授左大培态度坚决：“私有化是错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个国家而言。对于国有企业，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规范经营，如何让它适应市场经济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瑞也是敢于替国企说话的学者之一。“今天我们已经不再担心国有经济是否与市场经济兼容，而是担心国有经济能否既保持它的企业属性优势，又能在市场经济中做大做强。”

在刘瑞看来，“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模式在20年前就已经完成。”

《光明日报》对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的专访，标题是“私有化，还是市场化”。他认为：“国企改革的任务是进行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调整，实现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的有机结合，而不是走向私有制道路。”

在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竞争力研究部部长许保利看来，“市场化是国企改革方向。私有化不是选项。”“在改革的进程中，尽管存在着取向上的计划与市场之争，但在实际操作上一直按市场化的思路在进行。”许保利说。

20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一锤定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在20年前已经有了顶层设计，如今看来，这句话其实涵盖了过去和现在所有的论争。

一切早就定论。

“私有化”浪潮曾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然而在20年的改革洪流中，在经过了由论战再到下一个论战的循环之后，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这是国企改革市场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