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不死：民意的胜利

吴英不死：民意的胜利

（上接第一版）

伴随着吴英案进入公众视野，舆论开始进入争辩、反思阶段。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院终审维持对浙江东阳女子吴英的死刑，至此吴英案已历经5年，其间过程备受争议，终审同样未能平抑这些争议，相反却激起了更大的舆论。短短时间内，迅速由一起普通案件演变为一起法治事件。有的网站开设的“吴英该不该死”投票显示，绝大部分投票者认为吴英罪不至死；北大、清华、浙江大学等高校学者和一些知名律师致信最高院为其求情……这一时期舆论的焦点开始转向吴英案的罪与非罪，民间信贷危机背后的深层次问题，矛头开始指向现行的金融体制。改革现有金融体制，打破银行垄断，放开民间资本成为这一阶段的舆论主流。

两会把温州危机舆论引向高潮。吴英案的经济背景是，我国早已摆脱计划经济，逐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但是一些关键的经济领域仍然被垄断。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对资本的渴求与现行资金供给体制之间的冲突已经尖锐化和公开化。金融垄断必然会造成金融稀缺，金融稀缺又必然会造成民间的高利贷，而且这种对民间金融的压抑越久稀缺越大，反弹也就越厉害。作为中国唯一一家以服务企业和企业家为宗旨的中央级报纸，《中国企业报》在2011年4月便发表一系列反映温州中小企业倒闭苗头的报道，以后紧追不舍。在两会前连续发表了《银行业正在成为垄断资本阶层》、《银行与企业不能变成“黄世仁”与“杨白劳”》、《银行暴利的三大推手》、《实体经济是银行高利润的最大受害者》、《吴英生与死直指金融改革核心领域》等一系列观点鲜明的评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对人们正确认识金融体制现状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企业界引起强烈反响。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前一阶段备受舆论批评的温州商人，在两会期间看到了曙光。主管金融的王岐山副总理在两会期间表示，应给予民间借贷合法性。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表示，对吴英案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3月14日的两会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透露，央行和银监会正积极考虑将温州的民间金融作为综合改革的试点。民间信贷改革再次引发媒体和网民的热议。

3月28日，国务院宣布，将在温州市设立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消息传开后，再次引发舆论热议，因祸得福是舆论对温州方案实施的主要评价。《中国企业报》及时发表了《“温州方案”堪比1982年“一号文件”》的评论文章，高度评价了温州方案实施的意义，昭示了未来金融改革的方向。

败也舆论成也舆论

无论是前期爆出温州商人“跑路”的丑闻，还是后来高调宣示金融改革的要求，我们都能看到背后涌动的舆论力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可谓是“败也舆论、成也舆论”。

温州民间信贷危机为公众所认知，舆论可以说是有功有过。其过在于过度放大了民间信贷危机，不同程度造成了温州民间的焦虑和恐慌。坊间传言，在温州，即使是在办公室，老板们也要带上两块电池，以防万一，关机更是万万不敢想的事情。据说，一位温州老板去海外办事，因忙于生意关机一天，结果，次日就传出他“跑路”的谣言。这一时期的温州遭到了几十年来最大的舆论攻击潮。短视、贪婪、投机、不可救药、温州模式终结成为这期间媒体提到温州时最常用的词，似乎温州几十年来的正面形象就根本没有存在过。其功则在于报道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温州民间信贷危机的关注和重视。持续不断的各种报道和言论最终惊动了中央高层。正是在这种舆论推动下，2011年10月5日，温家宝总理率领大批中央财经官员到访温州，要求妥善处理企业资金断链的问题。

当然，温州能成为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首个试点城市，和舆论高调呼吁金融改革的声音也是分不开的。在短暂的道德批评潮过后，媒体舆论开始转入对金融体制的沉淀反思阶段。这一阶段，温州开始成为舆论同情的对象，舆论转而把矛头指向银行业的金融垄断。我们的宏观政策和金融制度安排存在很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要最大程度地减少高利贷等各种民间借贷乱象，不是干脆取缔民间借贷就可以实现的。诈骗是犯罪，但借贷是合法的，国家应大力发展民间融资，变“堵”为

“疏”，改革不合理的金融体制，开放民间金融，特别是依法界定合法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边界。

众家媒体纷纷呼吁打破金融垄断，实行金融改革才是救温州的治本之策。舆论的议题显然再次影响了政府高层的议题。2012年4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福建考察时直言，“银行获利太容易了”，并明确中央已统一思想要打破银行垄断。

企业舆论的四种力量

无论是成是败，舆论的力量显然不容忽视。总结这次温州危机中舆论力量的形成与发展规律，我们认为，企业舆论的四种力量尤其应引起重视。

首先即揭露真相的力量。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有限的时空里，不可能全面了解发生在我们生活范围之外的世界发生的所有事情，这时就需要媒体来为我们还原和揭示真相。这次温州民间危机，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恐怕温州民间信贷危机的盖子到现在还没揭开，更遑论成为首个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了。

其次是认识事物的力量。马克思说过，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一定能理解它，只有理解的东西才能深刻地感觉到。我们对新事物的认识莫不如此。在真相揭开后，如何认识它便是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我们每一个人的知识背景、认识范围有限，作为公众耳目喉舌的媒体舆论的力量此时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次温州危机之所以能够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中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和媒体舆论的及时分析解释是分不开的。新华社中国网事新媒体创意策划中心独家专访了八位长期关注此案的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专家学者用历史的眼光，辩证的观点，从司法导向、死刑改革、以人为本的理念等多个角度，纵论“吴英案”背后法治、金融和经济领域的制度纠结。

再次是论辩争锋的力量。在价值日益多元的今天，论辩争锋不可避免。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在交锋中，正确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拥护，错误的言论逐渐销声匿迹。观点平台上交锋后能够生存下来的必然是经得住历史和现实考验的。这次温州危机中涌现出的各种舆论交锋的结果就是最好的证明。

由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论吴英是非生死谈民间金融环境”吴英案主题研讨会，2月6日下午在京举行。很多理论家在媒体的呼吁形成一种强大的论辩力量。《中国企业报》记者汪静赫、王敏就孙大午现象倾向性明显的分析报道，便属于这类报道。

第四是昭示方向的力量。不久前，经国务院批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正式启动。这意味着长期处于“地下状态”暗流涌动的民间资本，有望走出晦暗地带，开启阳光化之路。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受到了集中出现的“老板跑路”事件以及吴英案等非常有影响的公共事件推动的结果。普利策说，媒体就像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航行的大船的船头瞭望者。梁启超则把向导国民和监督政府列为舆论的两大功能。其实说到底，舆论就是要在关键时刻、紧要关头要能够昭示方向，为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决策提供参考性意见。这次温州之所以能成为金融综合改革的首个试点城市，显然是和舆论对金融改革的高调呼吁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