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市场化改革的三个策略

经济结构市场化改革的三个策略

当前，在国际经济形势严峻复杂，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的情况下，我们应当认真思考如何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切实转变发展模式。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是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

尽管2011年在各方努力下，内外需和投资消费的比例关系有所改善，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10年的94.3%提高到105.8%，拉动经济增长9.7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的贡献率由上年的41.5%提高到51.6%，但与发达国家平均70%左右的消费率水平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投资效率不高，低水平重复建设、经济增长依然过度依赖投资的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中国的居民投资率和政府投资率与其它国家大致一致，高投资率的主要来源是企业部门，企业投资占GDP的比重在1992年以后一直维持在27%以上，并且是投资率年度波动的主要原因。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不仅会产生较大的波动，而且与消费推动的经济增长相比，它会创造过剩的需求。

其次，三次产业结构中以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为支撑的发展模式依旧，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

从事实体经济的行业尤其是小微企业两头受困，一方面由于外需急剧下降导致订单减少，另一方面贷款成本因为实际的货币紧缩政策而迅速攀升，出现企业为银行打工的局面，乃至部分企业“弃实就虚”，脱离主业，以钱炒钱。

三是尽管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连续4年超过东部地区，区域发展的相对差距有所缩小，但绝对差距仍在扩大。

四是能源消耗依然偏高。

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一些重化工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10%—50%，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发达国家的2—3倍。主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

转方式、调结构在16年前就开始提及了，为什么成效不明显？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市场化的脚步慢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改革真正到了攻坚阶段。但抓手在哪里，是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加快要素资源价格改革。

部分重要要素资源价格没有市场化，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性，是导致当前经济不稳定不健康，片面追求速度、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重要原因。

利率是非常重要的资金价格，但仍处于市场化的最后攻坚阶段。2011年中国商业银行净利润达1万多亿元，增长率达到36%，究其背后是金融业并未完全放开和利差收入过高。银行业收入的80%源自于存贷款利差。一方面银行收益剧增，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贷款难。很多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发现利润全交给了银行，干脆“弃实就虚”，以钱炒钱去了。作为最基本的市场化货币政策工具，利率的市场化目标应当坚定不移。目前利率没有市场化的主要原因是约占89%的银行存款以及官定存款基准利率。应当通过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工具促进贷款利率市场化和存款利率市场化。

汇率形成机制尚未改革到位，外汇储备仍在不断增加。当前我国外汇储备达到3.2万亿美元，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是否必要？很难保值，也很容易出现损失。更为重要的是，人民币低估造成了制造业的过度扩张，提高了出口企业和进口竞争性企业的利润，并使国内产业结构产生路径依赖，强化干预汇率市场化的冲动。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应当提出以我为主的外汇改革时间表。在中期，汇率浮动应主要考虑反映外部平衡目标的经常项目余额与GDP占比、反映促进内部平衡的外汇占款这两项指标，采取“贸易额+结算额”方式构造货币篮子内容，按照贸易额比重确定货币篮子中各种货币的权重，切实向有管理浮动的汇率制度演变。在长期，随着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的实现，具有较高流动性与效率的外汇市场形成，应当考虑宣布停止干预外汇市场，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

其次，放松市场准入、打破垄断。

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有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和监管，主要是针对市场的功能性缺陷，如外部性、垄断等。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都有正负效应，不能绝对化。但中国目前的问题是：政府仍掌握着相当大的分配各种生产要素和配置各种紧缺资源的权力，尤其是金融、电力、通讯、保险等重要领域的市场准入的批准权力。这既造成相关领域行业利润居高不下，也使得中国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

有识之士呼吁要警惕“中央权力部门化，行政权利扩大化”，政府应着力于建立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市场，加强反垄断、信息公开、市场准入和退出等制度建设，维护竞争秩序，促进市场体系健康发展；在大幅精简审批事项、主动下放管理权限、逐步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的同时，加大公共服务职能建设。

最后，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

资金、土地、劳动力是三大生产要素，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人的自由流动。美国南北战争就是由黑人的人权（包括自由流动的权力）引发的。我国1958年确立的户籍制度，将农村人口排斥在城市体制之外，城市居民的福利不断增加，与户籍挂钩的权利和福利涉及养老、社保、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20多项，使原本一个人口登记的基础性管理制度变为了与户口性质和登记地相挂钩的权利界定和利益分配制度。

有负责户籍制度改革的人士指出，农民转市民并不难，难在身份背后的市民权利和福利权益之变。是要通过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匹配完善的土地处置、住房保障、养老保险等配套改革，保障公民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有人曾简单地算过一笔账：以公安部登记的全国农村户籍人口9.6亿减去在农村居住半年以上的实际常住人口6.74亿（第六次人口普查），就是在城市而没有户籍的农村人口约3亿。如果说在成都将一个农民变为市民需要支付20万元的成本，那么这个背后就是60万亿元的配套资金作为户籍改革的成本。

60万亿元是个惊人的数字，但它是以进入省会城市为前提计算的，当前小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了实质进展，并没有支付如此大的成本。而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公民身份和权利的平等，消除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人口的权利差别，消除常住外来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的权利差别，是要确保公民自由迁徙和劳动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应当算大账。要算全国统一市场真正建立起来的益处，要算城乡统筹、加强城镇化建设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要算户籍制度改革后配套措施所起到的扩大内需的巨大作用。建议淡化户籍作为唯一权利门槛的功能，以居住证作为享受国家基本权利和公共服务的条件，以社保参保年限和居住年限作为地方附加待遇的享受条件。同时深入研究推动户籍改革所需要的成本，加大中央财政的相关支持力度。

（作者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此文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