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与小岗村十八位农民之异同———六十七评发展实体经济

吴英与小岗村十八位农民之异同———六十七评发展实体经济

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变革就必然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前人没有碰到的问题，如何合情合理地圆满解决这些新问题，考验着我们的能力和智慧。

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勇气，冒着极大的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自此以后，小岗村几乎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代名词。每当改革遭遇困境与不顺时，人们总是忍不住回望34年前那场惊魂动魄的改革。

诚然，吴英案与小岗村是没法比的，吴英是犯罪之人，目的是个人暴富。在我们看来，人们关注吴英案，其实质是关注吴英案背后的民间借贷之困，这方面与小岗村18位农民有相比之处。

鉴往知今，厘清吴英案与小岗村的同与不同，对我们更好理解吴英案背后的民间借贷体制之困，理解改革再出发的路径都具有现实意义。

吴英案与小岗村之同

小岗村与吴英案有众多相似之处，才引得人们在谈论吴英案时不时提到小岗村。

首先，两者都是社会变革期具有普遍意义的热点话题。小岗村改革之时，10年浩劫刚刚过去，人心思变，领风气之先的小岗村引发了人们对农村土地制度的热议，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吴英案发前，中国的民间信贷已经颇受关注，仅2010年，浙江省就查处非法集资类案件206起。吴英案发则直接将这种关注推向了高潮，民间借贷成为街头巷尾的热点话题。

其次，两者同样都面临着体制之困。在1978年的中国农村，实施土地承包并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彼时的宪法规定：“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贸然实施“大包干”是冒着坐牢的危险的。民营企业家吴英同样面临着体制之困。作为民营企业家，吴英几乎无法从银行得到贷款，从亲朋好友处借贷成为其经营资本的主要来源，而这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触碰到法律的红线———民间借贷的合法与非法在我国法律中的界限并不明显。一句话，小岗村与吴英都面临着政策滞后的体制之困，在某种程度上其行为都是被逼无奈之举。

再次，两者都引爆了变革的引线。1978年小岗村的大包干，引发了中央的重视，并最终在全国得以推广，可以说是，小岗村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如今，备受争议的吴英案同样引发了人们对现行金融体制的反思，给予民间借贷合法性成为主流民意。3月28日，国务院宣布，将在温州市设立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我们不能说是吴英案引发了这一方案的实施，但这一方案能够如此之快的得到中央批准，谁又能否认其和吴英案之间的关联呢。

吴英案与小岗村之异

小岗村与吴英的不同之处并不比其相同之处少。弄清两者的不同，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思考。

第一，两者所处的言论环境不同。小岗村人试图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时，人们还习惯于听从来自上面的指令，除了上级党政部门，很少有人公开对小岗村的行为公开发表意见、表达观点。在价值多元、言论日益开放的今天，吴英案发后，人们借助媒体开始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有学者直接上书中央表达对于浙江法院审判结果的不满与反对。这在1978年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今天为吴英说话的人比当年为小岗村说话的人要多得多，这也让人们对吴英案的合理解决多了一份期盼与想象。

第二，两者对他人的影响不同。小岗村的大包干在很大程度上是提着自己的脑袋搞改革，吴英案则是在自己冒险的同时，也把向他借贷的人置于风险之中。小岗村的改革如果失败，受害的顶多是小岗村村民自己。然而，由于缺乏应有的监管，吴英的民间借贷一旦崩盘，则可能引发一连串危机，乃至影响当地社会稳定。这大概也是吴英案比小岗村更受争议的原因之一。

第三，两者的代表意义不同。小岗村人当年实在是出于生存所迫，不改变，等待他们的就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只能是死路一条。换言之，小岗村人大包干代表的是当时人们本能的求生欲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出身农家的吴英则是社会底层自力更生、努力打拼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她已经成为一种符号，承载着草根阶层的暴利梦想，她经商的方式和方法都已走向另一极端。

金融改革呼唤小岗精神

当然，改革的历史有时是以笑剧与正剧出现的，而多数是以悲剧与反剧出现的。小岗村的出现本来也是一场悲剧，后来因为形势所变，终成正剧和笑剧。

“逼上梁山”的小岗人创造出了小岗精神，终于留在历史的光荣柱上，那就是“自力更生的奋发图强精神，实事求是的和谐求真精神，敢为人先的突破创新精神”，是小岗精神的精髓。

吴英案是一个典型的悲剧，没有人来改变她的命运。因为在现在吴英案的发生显然不只是吴英个人的责任，民间借贷也显然不是简单的非法与合法就能说得清的。如何在法律的范围内合情合理地解决吴英案与民间借贷之困，考验着我们这代人的智慧与能力。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必然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无论是吴英案这个个案，还是吴英案背后的民间借贷之困的解决，都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挥敢为人先的突破创新精神，来适应正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实际。一言以蔽之，吴英案呼唤小岗精神的再度回归。

如果没有当年小岗人“托孤”勇气冲破禁锢，或许中国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3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更加进步，我们的时代更加开放，我们相信，我们能比前人更好的解决吴英案和民间借贷之困。吴英的命运也许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又一种不同，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