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次认识分歧与宏观调控

深层次认识分歧与宏观调控

改革开放以来第五个经济周期始于2002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9%以上———2003年为9.1%，2004年为9.5%，实际经济增长率可能更高。钢产量则从1亿吨猛增到2005年的5亿吨。1995年初国家修改GDP统计口径，加入第三产业漏计部分，一次性把GDP提高20%，由136000万亿元，修正为159879万亿元。在这个基础上经济继续高速度增长：2005年为9.9%，2006年为11.1%，2007年11.7%，达到最高点。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采取特大幅度刺激经济政策，发放4万亿元财政资金，维持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到2011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9.5%，钢产量达到7亿吨。

第五个经济周期以来，我国经济已出现严重过热的信号。表现为：一是积累率过高，已超过45%；二是信贷投放过多；三是外贸顺差过大；四是投机资本大举进入，国家外汇储备猛增；五是能源、原材料高度依靠进口，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六是房地产价格连续上升；七是通货膨胀率超过4%以后加速上升，2007年CPI达4.7%，2008年1月份甚至达到7%；八是美国次级债诱发世界经济衰退影响我国出口，大大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九是2008年初出现严重冰雪灾害，国际粮价油价大幅度上升。

2007年以后经济增长率在逐年下降，至2011年下降为9.5%。2012年计划实现7.5%的增长，这恐怕不太现实。如果真的如此，说明宏观经济政策过紧，影响了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不应低于8%。

至于物价上升，除短期经济周期因素影响外，还有中期因素，如结构性价格调整、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上升慢于工资的提高等；如外部因素即输入性通货膨胀。长期因素则是中国二元结构的逐步消除，过剩劳动力消失造成农民工收入提高。因此中国进入工资和物价螺旋上升时期，供给因素和结构因素形成的物价上升，不能依靠压缩总需求解决。如果继续紧缩货币，只能压制经济增长不能降低物价，这就是中国式的“停滞膨胀”。

为应对这种情况，应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行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以保持经济增长，实行以民生为导向的社会政策，保障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如实行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双轨制度，低价一轨用财政补贴，高价一轨进入市场。对于粮食蔬菜，只能够用扩大供给，打击囤积居奇等办法保持价格稳定。

目前，国内对于形势的判断不能统一，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澄清。比如：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水平、通货膨胀的性质与限度、粮食供应的前景、人民的通胀预期、工资增长速度与劳动率的关系、相对价格的调整、货币供给速度、资本市场的泡沫与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幅度、通胀和汇率升值间是否存在替代关系、利率提高余地、资本自由化步伐鼓励资本流出、资本管制是否有效、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中国流动性过剩根源以及流动性过剩的来源等。已经形成共识的是：走出中国式停滞膨胀的根本措施是加快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和加速体制改革、完成经济结构转换。

转换经济结构，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这就是“地方政府+投机资本”，权力部门通过垄断求取高额利润，特别是房地产利益集团维持高房价。2011年房地产市场刚刚开始降价，预计2012年将进一步降价，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因素积累，形成潜在金融风险。

更要警醒的是，全社会关于中国总形势的深层次认识分歧越来越大，现在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认识最不统一的时候。社会学家孙立平说，改革共识已经破裂，甚至还有年轻人说改革已死。如不进行重大利益格局调整，社会各个阶层无论如何难以达成共识。既得利益集团猖獗，主张以权力资本瓜分国民财产的思潮甚嚣尘上，进一步激起民粹主义泛滥，极“左”思潮在2011年突然聚集起来形成很大危险，出现国内资本外逃现象。2012年下半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后，必须要统一认识，形成进一步改革的共识，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

中国式的停滞膨胀是不可避免的。这次宏观调控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中央政府能否控制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这是五次宏观调控最难的一次，也是背景最深刻最复杂的一次，关系到处于非均衡高速增长期的中国经济与社会能否稳定的大问题。坚决支持中央政府采取综合手段，把宏观调控坚持到底。

（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