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还是不帮，这不是一个问题

帮还是不帮，这不是一个问题

帮还是不帮，这是一个问题。在欧债危机持续发酵深化的语境中，中国所应当扮演的角色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迄今关于中国所担纲角色的讨论由两种声音把持着，一派认为没有必要对欧洲提供援助，毕竟它们是中国的直接竞争者，从获取竞争优势的角度出发，竞争对手的倒下无疑会加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权重；另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应当对欧洲施以援手，在全球经济纵向一体化不断深入的语境中，中国不能脱离于世界经济发展风向的总体进程之中，援助欧洲，本身就是在给中国经济解套。表面看是把欧洲带出漩涡，让中国搅局进去，但最终的成效则是中国自身的脱线离岸。

讨论要否援助欧洲，首先需要明白欧洲在面对主权信用危机的时候所进行的一揽子经济、制度援救方案。与世界上的所有其他经济共同体有着本质性区别的是，欧盟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联合体，而是一个建立在政治高度合作、结合基础之上的政经联合体。欧盟是建立在回应欧洲总体性经济危局的大背景中产生的，在其每一次实质性的演化背后，都有着极强的依托制度来回应经济危机的特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波就是建立在欧洲原有的双边贸易体系破产的基础之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产则促使欧洲尝试建构货币联盟机制和泛欧中央银行体系，将欧洲（主要是西欧）的主要国家紧紧地捆绑在一起，通过抱团过冬的举动令欧洲挺过难关。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滞胀”现象的存在以及欧洲主要国家之间在暗地涌动的关税壁垒，最终使得欧洲主要大国法德两国开始着力从政治联盟的层面上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持续迈向纵深方向。

表面上看来似乎与中国无关的这种依托政治制度建构来解决经济危机的做法，似乎给中国一个更不应该援助欧洲的理由了。但从制度纵深作业和大历史的眼光出发，帮助欧洲是当前中国难得的一个历史契机。当然，这个契机是从制度建构的层面而不是单纯的金融输血的角度出发的。

欧盟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时候所做的选择的最大特点是每一次危机来袭，都是通过强调抱团的重要性来化解危机的。这一次基于标准普尔的主权债务信用评级而引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也概莫能外。这都说明了欧洲所具有的普遍向前看的历史眼光和解决危局问题的苦心孤诣。当此语境中，中国对欧洲施以援手，就不再是简单的经济战略的问题，也同时是中国整体性的国家战略的重大调整的问题。从经济战略的层面上来看，首先，欧盟作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其经济的兴衰对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中国主导型的出口经济路径依赖中，欧洲市场的疲软对中国经济的灾难性影响相信绝非妄语；其次，通过收购欧洲主要国家主权债务的方式，中国可以有效地分散其日积月累业已高不可攀的外汇储蓄，从而有效地降低中国自身的债券风险，优化中国自己的债券架构和运行模式。而从中国整体性的国家战略调整和整合的政治高度来观察的话，则其意义就显得更为重大。在美国一方面开始因为自身的内部调整而开始放松对欧洲盟友的战略关注的时候，欧洲已经开始出现局部战略真空，与此相形而随的另一方面是，随着美国战略东进至太平洋西岸，中国大陆本土开始成为美国东进战略的前沿要冲，美国欧洲大后方的设置开始逐步出现空心化趋向。通过合理的经济举措深切地进入到欧洲的重要经济领域，并寻求合适的契机夺取在欧洲事务上的一定话语权，对于化解当前中国东海岸沿线的战略压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舍此不论，从整个国际政治前沿阵地的争夺来看，中国欲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主导权，欧洲的战略要冲地位已经无需赘述。援助欧洲的战略乃是以建构在成熟的国际经济机制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它毕竟与过往时代乃至是今天仍然普遍存在的不计经济回报的援非等模式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对于中国来说，只要将其中的基本逻辑理顺，帮或不帮的选择也就自然而然地演化为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援助从而实现低端援助和高端收益的这样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