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改革增强经济内生力量

专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经济学家厉以宁通过改革增强经济内生力量

厉以宁在翻看《中国企业报》本报记者鹿娟/摄

要素成本上升倒逼技术创新

《中国企业报》：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消息显示，2012年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出现环比下降。这是否能说明今年物价水平将维持稳定状态？

厉以宁：2月份的CPI环比能稳定下降，并不意味着今年的物价就能保持如此，目前来看仍然有三个因素控制不了：一是输入性的通胀，如石油价格等；二是天气情况，今年粮食收成情况、养猪业的发展、蔬菜的供应情况等；三是政策落实情况。

《中国企业报》：近年来，土地、原材料以及劳动用工等各种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企业生产利润微薄，这些问题会不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因素？

厉以宁：从历史上看，要素成本的上升多次推动经济大滑坡，而需求拉动物价上升的影响是缓慢渐进的。但另一方面，要素成本上升对经济发展也有某种重大的推动作用。要素成本的上升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但同时也是推动生产力大发展的重要因素，很可能意味着这段时间内将有大的技术突破。18世纪的英国是烧木柴的，但慢慢地，木柴日渐变得稀少，当时为了造船甚至要去国外找木材。后来就找到了煤作为木材替代物。而煤其实很早就被发现使用，之前之所以不用煤，是因为浅层的煤已经挖完了，深层煤的采掘会遇到一些技术问题。为了克服相关技术问题，当时就发明了蒸汽机，把深层煤的水抽上来，以便采煤，这样才有燃料来炼铁。而这是要素成本上升逼出来的。

保留足够外汇储备以应对不测

《中国企业报》：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对全球经济的深层次影响还在继续，而一向被欧美国家奉行的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似乎并没有产生真正的作用，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厉以宁：事实上，从二战结束到欧债危机为止，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基本上结束了。按照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经济与财政赤字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按照周期平衡理论，当经济萧条时，通过财政刺激，产生赤字后，到经济繁荣时期，不要刺激了，财政赤字就消灭了。但是这个理论，二战以后到最近的欧债危机为止基本结束了。凯恩斯理论忽略了三个情况。

第一个，在欧美国家，每隔四年五年大选一次，每个执政党，为了兑现选民的承诺，在经济繁荣时期，有财政赤字。在经济萧条时，也搞财政刺激，最后财政赤字越滚越大。

第二个，福利是有刚性的，推出容易，取消难。比如1962年，在英国，当时的执政党看到给各种福利消耗财政较多，就取消一条福利，即不再对中小学生免费供应一杯牛奶，结果，英国老百姓不答应。再比如希腊，一说财政要紧缩，福利要取消，就没有几个人去考虑国家命运了。

第三个，就是债务一代代地传下去，只要国家不亡就没问题，但希腊、意大利，出现这么个危机，你再不改，欧盟不要你了。

所以，我们国家，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当然，我们国家财政赤字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是比较低的。

《中国企业报》：当前，各种商务成本的不断增高以及融资难、融资贵等现象让民营企业深陷发展困境，您认为政府该怎样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厉以宁：今天中国对民营经济的问题，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过去我们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都是对的，现在要加上无民不稳，因为不仅要国家富也要老百姓富，尤其民营企业解决了大量就业，“无民”，就业问题怎么解决？就业问题不解决中国能长期稳定吗？

《中国企业报》：经济飞速发展让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增长很快，到2011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31811亿美元，但有观点认为，由于美元贬值以及欧债危机的影响，我国面临外汇储备市值缩水的风险，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您认为我国是否应减少外汇储备量？

厉以宁：传统最佳外汇储备看来现在没有意义了。一般说三个月进口值加上到期外债还本付息额。根据这个说法，很多国家不需要那么多外汇。现在看来这个概念不行。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外汇最大用处不是用来支付到期外债还本付息，而是在于国家必须有紧急时可以动用的外汇储备，以应付种种不测事件。金融机构越大，资本金越充足，力量越强。

改革应自上而下顶层设计

《中国企业报》：您怎样看待当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

厉以宁：经济好比人的身体，经济一旦出现问题，马上通过宏观政策进行调整，就如同人生病了要吃药来恢复一样。而改革正是要让经济这一肌体依靠制度的疗效，具有内部调整和促进发展的功能。

长期以来流行的货币学派的最适当的货币流通量计算方法不能说明现状，因为它有个前提，假定都是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假定政治因素不对此发生作用，纯粹就经济谈经济。GDP增长，人口增长率，物价上升，货币流通速度。这叫正常水平，否则超过就叫流通量过多。但中国是双重转型国家，农业向工业、计划向市场转型。所以，观念要重新探讨。政策也要做相应考虑。从外生转变为内生，改革解决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也是目前所欠缺的。

《中国企业报》：您认为当前中国深化改革的难度在哪儿？您对此有哪些建议？

厉以宁：30多年前的改革，无论是农业承包制、乡镇企业改革或是股份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由民间自发、自下而上式的改革。而今天的改革，更需要的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这就要求改革的决策者要具备战略家的眼光，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将整个战略的布局做得更好。

现在的改革跟三十多年前不一样，中国面临双重转型，即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同时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个转型叠加在一起，特别第二个转型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从没有经历过的，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改革的艰巨性。

无论是三十多年前还是今天，我们同样需要解放思想。中国不能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改革不能停步。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宏观调控是必要的，经济不那么理想时，政策刺激经济；如果经济过热了，政策就紧缩。然而政策是外力，改革能使机体自身产生内生的力量，形成制度。制度本身有制约的能力，有了制度的作用，虽然也需要宏观调控，但是就不用那么过分地依靠外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