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觉醒

中国新觉醒

（上接第一版）

中国企业研究院的学者认为，中国已经出现四个经济资金链断裂———民营中小企业的资金链断裂(这个已经发生在2011年3、4月间)；民众资金链断裂(表现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无力还房贷)；房地产商资金链断裂(房产商破产倒闭潮已经在9月底爆发)；地方政府资金链断裂(地方土地财政锐减，诸多在建项目将停工)。需要提醒的是，这四个资金链断裂已经进入相互拖累的恶性循环阶段，且相互缠绕，难以厘清。

此时，“一流企业做金融，二流企业做房产，三流企业做市场，四流企业做实业”，已成为中国一种新鲜而怪异的企业文化观念。

本来，虚拟经济的产生源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则虚拟经济将无从谈起。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虚拟经济的超前发展，并不能带动实体经济的超速发展，反而会引发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破裂又会引致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这便是经济规律对中国现实的惩罚。

一个无以辩驳的事实摆在中华民族面前：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地炒作资产，不仅影响经济发展，扩大社会贫富差距，而且增加经济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2010年爆发的欧债危机，很大程度上都是虚拟泡沫破裂，实体经济空心化。这时候终于在人们不知觉间出现在中国。

中华民族又一次走到一个重要的关节点，中华民族面临着金融危机。很少有国家能在金融自由化和全球融合之后避免危机。

当人类进入21世纪虚拟化的空间和市场形式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与日俱增，此时虚拟经济的特点及其功能发生了质变。

近年来，银行信贷投放较多，加之中国经济增长较快、人民币升值，吸引了境外资本源源涌入，在“外洪内涝”的双重作用下，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偏多。逐利是资本的天性。与做实业相比，资产炒作往往能取得更高回报甚至获得暴利，导致大量社会资本纷纷“脱实向虚”。这便是实体经济危机形成过程，中国特色的金融危机。

社会舆论直指“实体经济”———理论界奋身而起，直击虚拟经济；中央连续三个会议，强调回归实体经济，是今年两会的历史背景

加拿大《环球邮报》这样描述中国的两会:有两场有关中国前景的讨论正在展开,一场是在人大和政协的两会上,另一场是在互联网的论坛上……

其实,他们的描述并不准确,此时,讨论的场景远远不限于此。实体经济危机的真正讨论早在两会前，从2011年11月起，回归实体经济的序幕已经拉开。

当人们注意力转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被忽视的实体经济不愿意了，回归实体经济舆论就像奔腾的怒潮一浪接一浪涌来。

从2011年9月起，在中央紧锣密鼓调研时，思想舆论界在自己平台上进行声势浩大的鼓动———关于实体经济的讨论在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便开始。本报从那时起已经发表多篇实体经济的评论，三个月来接连发表五十多篇。锋芒所向，直指虚拟经济，一边为实体经济的痛苦遭遇而呐喊，一面为金融暴利现象而鞭挞。

在他们看来，金融体系脱离服务实业的本位、社会资本“脱实向虚”、实体企业面临生存困境等潜在问题逐步显现，不断侵蚀实体经济基础，我国经济面临的不仅是产业“空心化”的风险，而是实体经济危机已经开始形成。

与此同时，实体经济一词已经不断出现在中央领导的讲稿中———

去年11月4日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发表题为《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的讲话，已经强调实体经济。

温家宝总理国庆赴温州实地调研，已经明确表达对实体经济的担忧，吴邦国、贾庆林、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王岐山等领导接连对实体经济发表看法。

从中央高层的表态中可以看出，引导资金“回归”实业，要在多个层面进行。发展实体经济，需要给政策,更需要制度创新，要让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位，更要打开实体经济盈利空间，让实业能够致富。

对回归实体经济的呼唤，犹如从远方奔来的惊雷，由远而近，轰隆隆响，越来越撼动大地。

从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1月份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到3月5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围绕实体经济这一主调，国家展开了部署。

2011年12月12日至14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四个牢牢的思想。在会后，“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已成为各级干部竞相引用的一段话。

2012年1月6日至7日，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温家宝指出，过去五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蔓延、深化的五年，国内外经济形势极为复杂严峻。温家宝强调，做好新时期的金融工作，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再次强调实体经济。

这“三大会议”，国家领导层多次在讲话中提到支持和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显然，复苏实体经济的方向不仅仅是思想者的呼吁，已经在高层形成共识，复苏实体经济的政策也在渐次推出。

历史透镜聚焦两会———随着讨论，一场让“资本回归实体”、让“金融回归实体”的经济变革正掀开大幕

随着全国两会的召开，一份由全国工商联、农工民主党、民建中央三部门首次联名提交的《关于强本固基维护实体经济坚实基础》成为全国政协第一号提案。主旋律声调越来越高，随着讨论展开，一场让“资本回归实体”、让“金融回归实体”的经济变革正掀开大幕。

壮大实体经济，机遇与挑战并存，各地人士在全国两会上踊跃发言，献计献策。实体经济在无人组织的情况下成为代表委员最为热议的重头话题。

“任何忽视实体经济发展的思想都是错误的，任何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都应该调整。”张德江副总理说话了，斩钉截铁，落地有声！张德江副总理的“两个任何”是迄今为止对实体经济最为鲜明的表态，是最为强大的音符，把这场实体经济的大合唱的节拍推向高潮。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8日表示，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一个重要的警示，那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视。

老工业基地哈尔滨的全国人大代表宋希斌说，稳增长调结构，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是“定海神针”，是“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的根本。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表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积极性很高，但进入实体经济缺少积极性，因为民间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的。如果办实业既不赚钱又辛苦，民间资本怎么可能进入呢？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让办实体经济的人能够获得更大的利，得到社会更多的尊重。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资金向虚拟经济过度流动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要防止金融业由于创新过度而剑走偏锋、脱离实体经济自弹自唱。这是从国际金融危机中得到的教训，也是我国今后在进行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时应该注意的方向。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强调，要完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政策，放宽市场准入，降低税费负担，规范民间借贷市场，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小型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指出，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坚持以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为主体，坚持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为基础，坚持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为支撑，引导人才和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妥善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使虚拟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3月6日，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强调，今年要以“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议题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对此，全国政协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明确表态，抓住了“实体经济”是本报告最大的亮点。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出面讲话了：应给予民间借贷合理性合法性，民间金融和所谓的非法高利贷得研究、界定。

时代抉择期望两会———围绕金融业针锋相对，加快向“实体经济”转变,决定着企业的未来,也将深刻影响中国走向

两会召开已经九天了。从中小企业融资难到银行利润一枝独大，从温债危机到“吴英案”，再到资本市场IPO制度改革，在今年的多方提案中，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话题再次突出重围。

两会一开始，舆论界热议的银行“暴利”话题立即在各个会场中回响。不少代表委员们表示，中小企业发展遇到困难，与银行业高盈利形成鲜明对比，实体经济利益被侵占。对此，银行业的代表委员则解释，中国银行业的息差并不算高。双方唇枪舌剑、辩论激烈。

金融业为什么这么引人注意，以至于银行家们有猝不及防之感。其实，金融业作为实体经济的天然对立物，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两会期间的争论在学者与银行家之间展开，表明这种攻坚战的艰难。泾渭分明，交锋激烈。

中国企业研究院的学者说，银行利润的80%以上来自利息差。目前，我国一年的存款利率上限仅为3.5%，而贷款利率为6.56%，利差为3个百分点。只要有存款、有放贷，银行想不赚钱都很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对此回应：这个说法不太符合事实。中国银行业的利差水平大体是2.5%左右，就算拿到国际上去，与世界上已经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国家相比，这个利差水平也是偏低的，或者是不高的。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长黄奇帆直指银行高利差。他说，中国各银行存款与贷款之间的利息差距达3个多百分点，凭空的比世界任何银行多拿了两个点。如果银行不拿这一万多亿元，就意味着工商企业、实体经济多了一万多亿元的利润，银行在这方面“不能吃偏饭吃得太多”。

全国人大代表、皇明太阳能集团黄鸣也指出，银行业的“暴利”危害很大，应对银行“减肥健身”，让利于民、让利于企。

更有企业家说，实际上广东、浙江部分地区一些外资行、中小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利率已达15%以上，加上收费，企业融资成本在15%—20%之间。

至此，有银行家连连叫屈说“银行一年的利润才1万亿，8千亿补充资本金了，大头都给政府拿走了！”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是原央行副行长，她是懂银行的。中国银行业巨额的利润的确有不合理的地方，人们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吴晓灵承认：“目前，银行业如何将钱挣得让大家心服口服是一个问题。”

此两会前的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纪念活动再次把改革的话题拉到人们面前，有学者发出“金融改革呼唤南巡讲话”的强烈呼吁。

显然，已经扭曲的金融体制是更广泛体制的一部分，后者对储蓄征税、促进投资、抑制消费和实业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重大作用。该体制在经济中已经根深蒂固，要对它加以改革，在政治上势必充满艰险，在经济上还可能引起动荡。

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中提出了著名的分利集团理论。他认为，分利集团是指在社会总的利益格局中，为本集团获取更多更大利益份额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利益共同体，对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起阻挠作用。奥尔森认为，这种特殊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就会成为阻挠变革的力量，即使它们接受了变革，仍将会阻挠资源的重新分配，阻碍资源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

观察两会上的种种议论，可见奥尔森的先见之明。部门利益集团正逐渐成为中国改革的最大阻碍。许多改革事宜，明明已不再需要做理论上的进一步论证，改革的时机也相当成熟，但就是局限于部门利益而难以推动。例如新36条的难产，便是一例。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为了尽快地走出经济衰退,世界各国积极地采取措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经济体重新认识到实体经济的作用和本国经济发展的缺陷，开始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政策的着力点以扶植新兴产业为主。

曾受到巨大冲击德国金融业也从未放弃稳扎稳打发展实体经济的民族精神，也从未让虚拟经济的泡沫过度膨胀超出实体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固守实体经济的领地而岿然不动。

如果说,非典危机的突然冲击,让我们认识到科学发展的重要性;那么,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洗礼,则让我们意识到不回归实体经济就是死路一条。一时间，人们似乎明白，更急迫的事不是转变发展方式，那是相当艰难的目标，而回归实体经济，实是当前燃眉之急。中国企业研究院发表的《时代呼唤中国企业精神》，把企业精神归纳为“主业至上、科技创新、勤劳致富、实业报国”16个字。标志着中国实业文化的形成，意味着这场回归实体经济讨论已进入思想文化层次。

显然，回归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要从脚下起步。加快回归实体经济的主调已经奏响，回归主业，是中国政府坚定的选择。

显然，回归主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创的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充满希望的明天。

这是民族振兴至为关键的一环，精神的觉醒，思想的启蒙，主人翁意识的张扬。回归，回归！“银行不再暴利”、“实体需要生存”，这是被称为“世界风暴新源泉”的中国改革的现代特质。醒来！现代化需要民众自主意识的觉醒。

每一次重大的危机，往往带来调整的机遇；每一次抓住机遇的变革，都会酝酿影响深远的变局。

2012年,中国在党的十八大前形成的思想观念将影响历史。这一次两会所形成的思路,将影响着到十八大乃至更长时期，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水平。

若干年后，回望今年的两会,人们也许能更深刻地领会到回归实体经济思想舆论形成过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