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的“两个任何”是时代的最强音——四十七评发展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的“两个任何”是时代的最强音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75年前的黄河大合唱，鼓舞整个民族的斗志。75年后，中华民族再次看到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这就是今年两会上关于实体经济的大讨论。

显然，今年两会成功地演奏了中国经济“回归实体”的大合唱。关于实体经济的讨论在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便开始，本报从那时起已经发表多篇实体经济的评论，迄今已发表近五十篇。随着全国“两会”的召开，一份由全国工商联、农工民主党、民建中央三部门首次联名提交的《关于强本固基维护实体经济坚实基础》的提案备受关注，主旋律声调越来越高，随着讨论，一场让“资本回归实体”、让“金融回归实体”的经济变革正掀开大幕。

实体经济是一次新的民族存亡的大转折。自从去年七八月间，连续发生事变：上海砸楼盘、淘宝商城围攻、鄂尔多斯楼盘风险、温州高利贷危机……房地产市场萎缩、企业盈利恶化、民间借贷危机、资金外流、PMI预警……四面传来警笛声。

到了今年春天，随着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金融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事实如此，无论是稳增长控物价，还是调结构抓改革，抑或是惠民生促和谐，都离不开金融体系的配合与支持。因此，在今年两会上，回归实体经济与民间金融资本两大热点汇聚到一个节点上，这就是：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已经已成为代表委员最为热议的重头话题。

“任何忽视实体经济发展的思想都是错误的，任何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都应该调整。”张德江副总理终于说话了，斩钉截铁，落地有声！

“有的企业家现在开始脱实玩虚，去玩虚拟经济了，不是不可以，但是我实事求是地告诉你们，搞实业是你们的特长，搞虚拟经济你是外行。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惑，听别人忽悠，今天炒房地产能来钱，搂一把；明天炒古玩能来钱，你搂一把，假的。汉代的古玩可能是今天造的，你的钱白投了，你玩不过人家。娃哈哈做饮料，谁也做不过你，但是宗庆后你去做古玩，你肯定是外行。”

一个无以辩驳的事实摆在中华民族面前：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地炒作资产，不仅影响经济发展，扩大社会贫富差距，而且增加经济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2010年爆发的欧债危机，很大程度上都是虚拟泡沫破裂，实体经济空心化。

中华民族又一次走到一个重要的关节点，中华民族面临着金融危机。也许这不是一个有着十足把握的预测。然而，很少有国家能在金融自由化和全球融合之后避免危机。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90年代初的日本和瑞典，90年代末的墨西哥和韩国，以及如今的美国、英国和欧元区大部分国家。金融危机侵害着每一种类型的国家。正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卡门·莱因哈特和哈佛大学的肯尼思·罗格夫所说，金融危机“发生的机会是均等的”。

正因为此，发展“实体经济”已经成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的最大亮点。

从去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关心实体经济的问题后，温家宝总理国庆赴温州实地调研，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王岐山等领导接连对实体经济发表看法。对回归实体经济的呼唤，犹如从远方奔来的惊雷，轰隆隆响，越来越近，惊蛰时节，已是惊天动地。

3月6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强调，今年要以“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议题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对此，全国政协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明确表态，抓住了“实体经济”是本报告最大的亮点。

实体经济主体就是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是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基础。但近些年，实体经济受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虚拟经济的影响。以实体经济为中心的物质生产要素大量迅速地转移到非实体经济领域或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异地，使物质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造成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原有产业衰退了，新的没来，造成新旧产业“青黄不接”，这样投资不断萎缩，就业机会不断减少。

两会已经五天了。从中小企业融资难到银行利润一枝独大，从温债危机到“吴英案”，再到资本市场IPO制度改革，在今年的多方提案中，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话题再次突出重围。

金融业的发展需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金融始终也应辅助或服务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稳固，金融产业发展方可持久稳健。缺乏实业支撑的金融产业非理性扩张，金融产业可能会一时兴旺发达，但从长期来看则会贻害无穷。如何创造一个刺激内需的长效机制，如何推动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都需要放到总体金融战略层面来加以考虑，因此，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前提就是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避免金融经济偏离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实现金融体系建设的目标从资金筹集型向资源优化配置型转变。

对于这场改革，全国人大代表辜胜阻表示，民间金融的阳光化是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一场攻坚战。

两会期间的争论表明这种攻坚战的艰难。泾渭分明，交锋激烈。

有学者说，银行利润的80%以上来自利息差。目前，我国一年的存款利率上限仅为3.5%，而贷款利率为6.56%，利差为3个百分点。只要有存款、有放贷，银行想不赚钱都很难。

有官员说，中国的银行业的利差水平，大体是2.5%左右，在世界上已经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国家，与他们相比，这个利差是偏低的。有专家说我们的利差综合水平大概是3%左右，他大概不是搞银行的。

有企业家说，实际上广东、浙江部分地区一些外资行、中小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利率已达15%以上，加上收费，企业融资成本在15%—20%之间，即便是大银行，企业融资成本也普遍在8%以上。

谁是谁非，观点分明，都在短短几天间暴露无遗。

显然，已经扭曲的金融体制是一套更广泛体制的一部分，后者对储蓄征税、促进投资、抑制消费和实业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重大作用。改革的更深层次原因是，这套体制已经不能对理想的发展模式起到有利的作用。然而，该体制在经济中已经根深蒂固，要对它加以改革，在政治上势必充满艰险，在经济上还可能引起动荡。

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中提出了著名的分利集团理论。他认为，分利集团是指在社会总的利益格局中，为本集团获取更多更大利益份额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利益共同体，对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起阻挠作用。奥尔森认为，这种特殊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就会成为阻挠变革的力量，因为重大的变革会改变分利集团间的相对地位，甚至导致某些分利集团瓦解。即使它们接受了变革，仍将会阻挠资源的重新分配，阻碍资源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

观察两会上的种种议论，可见奥尔森的先见之明。部门利益集团正逐渐成为中国改革的最大阻碍。许多改革事宜，明明已不再需要做理论上的进一步论证，改革的时机也相当成熟，但就是局限于部门利益而难以推动。

当部门难以超越自身利益的时候，决策就不会因此而受阻，高层决策层正在开始有所决断。这并不是涉及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不需要做伤筋动骨的大手术。

两会的讨论仍在继续，回归实体经济的声音越来越强大，渐渐成为两会最大的声音。

张德江副总理的“两个任何”是迄今为止对实体经济最为鲜明的表态，是最为强大的音符，把这场实体经济的大合唱的节拍推向高潮。

（作者系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