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难”、“招工难”实质上是企业难——三十九评发展实体经济

“就业难”、“招工难”实质上是企业难——三十九评发展实体经济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就业是关系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大事。”与就业同等重要的则是实体经济。倘无实体经济，就业则无载体，无就业的机会，就业便是无本之木，无水之舟。

然而，“就业难”和“招工难”两种看起来彼此对立的现象居然同时浮现，这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十分罕见。细观之，两种症状，竟出自同一病根，这就是企业工资太低。倘能更深入地思考导致企业低工资的背后根源，从宏观上做调整，将不仅对解决“就业难”和“用工荒”有益，对纠正发展实体经济的一些政策偏差也不无益处。

“就业难”、“招工难”同时出现的怪现象

招工难就像“狼来了”的预言，已经喊了多年。但今年春节过后，这只狼似乎真的来了。春节刚过，东部沿海地区不少企业与此千里迢迢跑到中西部去请工。但是即便诚意如此，不少企业忙活半天，却仍招不到几个工人。

在沿海企业纷纷去西部招工的同时，大批应届大学生、研究生也是春节一过，就揣着印制精美的个人简历，直奔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人才招聘会，成功如愿者同样寥寥。

为啥就业难与用工荒会同时出现？这两种现象彼此对立，却同时出现、同时严重起来?这预示着什么？

这是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新一轮被冠之以“腾笼换鸟”的产业结构调整，在东部沿海地区或主动或被动地拉开序幕。加工业这只腾出去的“旧鸟”不少飞向了中西部。比如大名鼎鼎的富士康公司的北上和西进，就是新一轮产业转移的一个缩影。

这一轮产业转移的结果之一就是，过去不得不背起行囊，跋山涉水到东部打工的农民工们，如今在省内甚至在自家门口就可以实现就业。正像一些地方打出的“打工不用去远方，省内就业建家乡”的口号，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可以不必舍近求远，抛家舍口地到人生地不熟的东部打工了。

这也是企业转变发展方式迟缓带来的结果。只有进入利润空间更大的新兴产业，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才能有实力去吸引高端人才，实现“腾笼换鸟”。而每年成千上万的应届毕业生们，正是农民工回流之后的接续人才。这样，用工荒和就业难两大难题才能同时破解，从而形成真正的双赢局面。

农民早前外出打工是因为比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挣得多。目前很多地方出现的“招工难”现象，实际是企业对资源约束状况的一种反应：劳动力便宜就用劳动力，环境资源便宜就用环境，但目前资源状况以及国际市场的变化都促使这种发展方式发生转变，可以说是市场的一种自我调整方式。转变不过来的企业，便招不了工，人家自然不肯到这里来就业。

劳力的“贵”和企业“贱”

长期以来，劳动力成本优势是不少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优势。但在市场中，无论是产品还是生产要素，其供给的多少，与价格的高低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正确理解“就业难”、“招工难”背后劳动力价格过低的现实，才能最终解决“就业难”、“招工难”的问题。

招工难主要“难”在与求职者的预期收入相比，企业工资水平确实不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一些技术岗位，大多数地区给农民工包括大学生们开出的工资标准大约在2000元左右。这个工资水平若考虑到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工作高强度和长时间等，那么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水平并不比在家种田高多少。另外，随着我国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以及产业内移，出门打工的相对收益正迅速缩小。农民工如此，更何况大学生们。

企业需要人，但为什么出不起高价格？因为企业的成本已经到了其所能承受的极限；企业环境恶化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养不起就不养人了。求职者要就业为什么要“高一点”的价格？因为求职者的生活成本太高了，挣的那点钱不够生活开销的，也活不好。

“用工荒实质上反映了我们的人民开始‘贵’起来，而企业却依然处在‘贱’的状态。”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委员是这样总结的，此话甚是有理。

出现就业难与招工难，其实是劳动力价值提升的一种体现，反映了广大劳动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正逐渐“贵”起来；招不到工的现象，暴露出部分中小企业仍处在“贱”的状态，存在着效益较差、留不住人、又无能力或舍不得花更高工钱雇人的问题。

造成“就业难”和“用工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传统的就业观念的影响、教育体制上的弊端影响，从客观上造成了目前的“用工荒”和“就业难”。然而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企业生存艰难，用工价格低所致。

低工资“祸首”的帽子不能扣在企业身上

显然，将低工资“祸首”帽子扣在企业身上，是不公平的。按照一般理论，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主要取决于企业效益。譬如所有行业中工资水平最高的金融业，如果不考虑垄断因素的话，金融业的效益也是相当高的。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润已连续多年保持30%以上的同比增速，去年的利润率甚至超过了烟草行业。相应的其从业人员的工资增幅也十分惊人，成为求职者、尤其是应届高校毕业生的最佳就业意向行业。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金融行业平均薪酬与排名垫底的农林行业从1.6倍扩大到了4倍多。像金融产业，自然是不会出现“招工难”现象的。然而，这毕竟是“凤毛麟角”。

与此相对应，我国大部分企业、特别是农民工用工数量最多的制造业，整体盈利能力堪忧。我国已是世界制造大国，但由于处在产业链条的末端，利润率极低。商务部数据显示，在中国出口商品中，平均利润率仅2%左右。我国有近90%的钢企净利润率不足1%。美国苹果公司凭借巨额利润已成为世界上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之一，但替苹果代工的中国企业利润率尚不足2%。在利润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指望企业大幅涨薪太不现实。事实上，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企业所得一直在20%左右徘徊。但经过再分配后，企业的所得下降到15%左右。这个结果表明，非垄断型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是“弱者”，其更多的利润全被国家的税收走了。若让他们涨工资，不少企业只能关门了。

就业优先，还是速度优先？

综上所述，工资低不能光埋怨企业，还应从政策是否出现偏差的角度，来探究导致企业盈利能力不强的根源。这也是近期中央频频表态，要求从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等方面，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扶持关照的原因。

要破解新一轮“就业难”、“用工荒”，从更深层次、更大范围上，研究解决结构性、制度性、机制性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首要之事当属国家投资方向的转移。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要渠道，但因缺乏政策公平性对待而生存能力极为脆弱，如持续的货币紧缩鼓励了银行抛弃中小企业，而且，这部分企业更是被转型打击的重点对象。

然而，长期以来国家投资偏向铁路、公路与基本建设，以保持速度。

大银行、大公司确实繁荣，却徒有虚名，拉动经济作用极其有限。大工程、大项目重要，却华而不实，创造不了多少就业机会。相反，那些规模较小的第三产业，私营企业却为打工者创造了绝大部分的就业机会。先保就业，还是先保增长，这恐怕是最难下决心的事，也许难就难在这里。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就业压力仍然很大，各级政府务必坚持就业优先战略，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现在总理强调就业优先，让我们看到希望。

（作者系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