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问计保障房建设亏损难题

政协委员问计保障房建设亏损难题

“经常听说保障房地基下沉、墙面开裂，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保障房建设如何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方面实现共赢？”

“您说的这种质量问题通常是由于施工回填不实造成的。我们这个小区实行的是结构终身维保制，质量百分之百过关，别看是保障房，项目却正在申请詹天佑大奖。我们是把保障房建设当做政治任务来完成，经济账还不敢算。”

上述对话发生在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发问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回答者为北京建工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程波浪。

国企发力

3月2日，一场不期而至的小雪未能阻挡全国政协委员的调研热情。高春芳、田伏洲、冯世良、金大鹏四位委员，来到北京最大在建保障房———双合家园的工地。

“小区一共有多少栋楼？”“售价是多少？”“何时能交房？”“能解决多少户的住房问题？”委员们的问题接二连三。

“住宅25栋，配套14栋。均价7400元，从今年9月到明年5月底，7160户家庭将陆续拿到钥匙，搬进新居。”程波浪有问必答。

更让委员们感兴趣的是程波浪背后的国企背景。

“作为北京市最大的在建保障房项目，为什么交给了一家国企去建设？民企没这个能力吗？”冯世良问。

“北京建工是一家纯粹的市属国有企业，整个项目从规划、施工、安装到物业管理都是由北京建工旗下的公司完成的。也就是说，国企能提供这样的一条龙解决方案，而民企则很难，这或许就是国企的天然优势。更重要的是，民企不允许亏钱，而保障房项目作为民生工程，弄不好就要亏损。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看，这样的工程国企不干谁来干？”程波浪回答说。

将程波浪的话放在保障房建设的全局考虑就更容易理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地方国资委与国资委不谋而合。

2011年5月初，国资委在网站上挂出通知，要求央企积极参与保障房的开发建设。

而且，国资委在下发给央企的文件中指明了方向：“要抓住各地在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投资补助、财政贴息、融资、税费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的机会，将保障性住房与商业性房地产开发有机结合起来。”

亏损难题

国资委设计的保障房建设盈利模式短期内还难变为现实。

仍以双合家园为例，25栋楼中包括3栋廉租房、5栋公租房和17栋限价房，全部是保障性住房。尽管周边的商品房均价已达两万六七千元，但双合家园只能按照均价7400元的既定价格销售。

程波浪坦言，在双合家园这个项目上，北京建工要亏损两亿元以上。“2009年拿地的时候，按照成本倒推的方式计算，最终应该能够打平；但这两年人工、物料成本上升太快了，亏损已不可避免。”

程波浪的说法得到了高春芳委员的印证：“钢材一吨涨了1000多元，人工成本差不多翻了一番，最近一两年涨价太快了。”这位解放军１５０医院院长由于负责过医院的宿舍建设而对价格信手拈来。

“亏损了怎么办？就算是国家的钱也不能白白损失啊！”田伏洲委员说。

“我们一方面要向政府主管部门打报告汇报情况，一方面也在探索通过项目后期的经营挽回一部分损失。”程波浪说，“项目前期的设计、施工、安装都是北京建工旗下企业完成，首先可以保证这些企业能吃饱；项目后期的物业管理、配套开发也可以进行商业化探索。”

保障房项目亏损并非北京建工一家。保利地产董事长宋广菊曾坦言，保利在北京的两个保障房处于亏损状况，原因是北京项目到了政府之前规定的销售时间，但政府方面的销售方案还没有出台，导致该项目所有楼盘不能按时销售，参与该项目的7家开发商全部亏损。

同样是北京市属国企的首开集团，承担了北京市大量保障房建设任务。业内人士称，开发商参与保障房建设对业绩的提振作用非常有限，更多的是出于对维持经营规模、维护政府关系、改善融资情况的考虑。

既要求开发商拿出性价比非常好的产品回报给保障房居住的客户群，又要有盈利回报股东。这种困境促使保障房的盈利模式必须有所突破。

由于保障性住房利润空间相对较小，房企参与保障房项目积极性不高，此前时有市场人士对于保障房资金问题表示担忧。2月下旬，发改委下发通知称，要求各地积极协调落实政府财政性资金、企业债券、金融机构贷款等方面资金确保保障性安居工程年度建设任务的完成。2012年，中央将进一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地方政府也将加大资金筹措力度。

“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在探索保障房盈利的模式，相关扶持政策也在不断完善。不管这个过程有多漫长，企业要做的就是项目只能干好不能干坏。”程波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