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拯救中小企业

浙江：拯救中小企业

浙江义乌冷冷清清的招工现场。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将浙江中小企业推向生死边缘，尽管社会各界都对其伸出援助之手，但对于处于关键时期的中小企业来说还远远不够。

政府应搭建科技创新平台这几年中小企业活得很艰难，突出的问题是再生产环节中的融资难和销售难，实际上内涵的原因却是再生产中“物变钱，钱购原料”过程中作为流通工具的“钱”使用成本过高，造成财务成本挤压生产利润、产品价格不断攀升、市场竞争力迅速下降。要解决中小企业发展问题，政府发挥作用是关键。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刘伟文：

近年来，国际上汇率波动、关税保护，国际市场拓展日益艰难。面临这么多的问题，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差。现在中小企业的利润率只有3%—5%，借贷利息的成本却超过15%。商品要交换、企业要生产、社会要发展，融资的问题必须解决。但是，银行体制的改革和社会融资环境的优化，绝非一日之计，也非华山一条路。

刘伟文认为，易货交易也能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所谓易货交易就是以货换货，当产品换货币的成本太高的时候，这种方式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如果算一笔账的话，目前，我国用产品换货币再换产品，这个成本大约在0—15%。而易货交易只需支付中介费用成本2%—5%。当国有企业获取融资成本低于5%时，货币经济绝对有优势，而中小企业获取融资成本高于5%时，则失去了生产优势。

当今国际社会一对一、一对多的易货交易已经很普遍，且占了20%的流通市场，世界500强的企业也全部参加了易货协会与易货交易。我们正在研究成立涵盖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的复合式易货交易平台，集聚中小企业的产品和生产能力、服务能力形成一个巨大的“项目池”。在“项目池”中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中间交易平台进行差额结算，由易货经纪人来参与撮合配对，诞生的将是一个借助于信息网络基础的崭新的易货经济。一旦这样的平台能够运行，企业不用现金就能解决再生产的问题，还能减少国际贸易摩擦，也有能力规避美元经济的制约，这将是一条新的出路。浙江省政协委员赵跃进：

台州民营经济的主体是中小民营企业，台州市约有中小微企业10余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以上，并且中小微企业对台州市GDP、就业、出口的贡献率分别达90%、80%、70%以上。

目前，台州的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创新走在了全国和全省的前列，但也存在着一些系统性和体制性的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好地创造中小微企业转型发展的金融环境，需要更为宏观的“顶层制度”设计。

赵跃进建议设立省级小微金融创新试验区，这既是台州中小企业发展和金融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对全省全国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台州是全国唯一有3家城市商业银行(台州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的地级市，并已设立异地分行16家。同时，台州小额贷款公司实现各县域全覆盖，共有18家，一些服务于小企业的非金融机构融资也十分活跃，如信用担保公司、融资中介公司、典当商行等非正规金融机构起到了拾遗补缺作用。

事实上，台州可以说是整个浙江的一个缩影，浙江省是一个以传统制造业、小微企业为主的省份，因为传统大银行的信贷手续很严、门槛很高，所以在浙江推行小微金融创新试验区很有必要。这既能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问题，又发展了浙江本地(有浙江特色的)金融业。浙江省政协委员、嘉兴市副市长柴永强：

柴永强认为，要解决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需要政府积极搭建科技创新的平台，为中小企业与高校、科研单位牵线搭桥，帮助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不过，在柴永强眼里，这双“科技的翅膀”，还需要另一种插法。最近几年，嘉兴市加大引进人才，特别是从海外回来的高科技人才。这些海归创建了一批创新型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的技术含量比较高，不过存在很大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柴永强列举了一串问题：融资难，管理经验匮乏，市场开拓能力不强。“要关注这些企业，开展相关服务为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帮助他们把高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说到科技，他特别提到嘉兴近年来发展得如火如荼的电子商务。例如茧丝绸市场、麦包包等，许多本土电商的名头已经很响亮。柴永强说，嘉兴最近几年的确很重视发展电子商务。对面临困境的中小企业来说，这种生产、营销相结合的新模式也不失为一种突围途径。更可喜的是，电子商务还带动了本地区许多相关实业的发展。

民间借贷阳光化是大势所趋浙江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本雄厚，民间借贷相对活跃。民间借贷的问题其实是平台的问题和规则的问题。浙江应该配套一个规范的民间融资平台，保障民间融资安全。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

“一卡车的泡沫价值不如一粒施华洛世奇的水晶，3000双袜子不如一个iPhone手机。”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称，中小企业本身就比较弱小，加上有时国家政策还不能完全覆盖到，常常陷入困境。因此对浙江省当局来说，如何恢复信心、重建信誉，成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及民间借贷问题的重点之一。“信心比黄金重要，信任比信心重要”。郑宇民一再呼唤要给予民营企业以信任。“千年不死，死而不倒，倒而不朽，这就是浙江民营企业的特质。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关注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民营企业是战士，是坚守高地的战士，我们要给他们信任，要多一分理解。我们不能给企业唱四面楚歌，我们要给他们吹冲锋号。”

对于温州由于民间信贷造成的危机是否该救，社会争论很大。作为浙江民企代言人，郑宇民认为温州“可救可不救”。郑宇民说，“温州处在一个特殊的转型时期，对旧有的生产方式要做决裂式的告别，这就是不救。但温州在最近几年生长出许多新兴的生长要素，这就是要保护、要呵护、要支持和理解，这就是要救，救与不救间全在于温州人的科学实践。”浙江省人大代表、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

周德文认为，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并不完善，特别是为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长期缺失，这就造成了中小企业难以从金融机构中取得贷款。其次，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过于狭窄，几乎只能依赖金融机构这一条路，对它们来说，股权市场和债券市场等其他融资途径并不通畅，我国这方面的体制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同时，中小企业自身的弱点也成为资金链断裂的重要因素。首先，企业的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中小企业向银行可供抵押担保的财产缺失。其次，中小企业的管理体系很原始，甚至拿不出一张像样的报表，财务资料也严重缺失，造成银行不敢贷款给中小企业。加之宏观调控政策收紧造成了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的困难。周德文说，今年以来的情况更加严重，因为宏观调控实行从紧的政策，一些本来已经取得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贷款规模被压缩，有的甚至被完全抽走，这就造成许多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民间高利贷表面看好像是压垮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事实上根源还是信贷政策。因为银行大量收贷，企业被迫转向民间借贷，这样就加剧了危机的发生。

中国为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长期缺失，民间借金融扮演的角色是正规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伴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从这方面讲民间金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最近的两次危机中，民间金融可能备受责难，但它也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因为有了民间金融才延长了企业的寿命，解决了企业的救急资金，不然银行的贷款到期还不上，企业马上就面临倒闭。今年的利率上升很快，银行收紧借贷后，企业借不到钱就转向民间金融，这些刺激了民间借贷利息的升高，也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造成了他们的生存压力。

周德文表示，民间借贷阳光化已是大势所趋。只有立法才能规范借贷双方的行为，才能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也才能便于国家加强对它的监管，使民间金融在国家的监管体系里发挥积极作用，同时防范风险。此外，在金融市场方面应当打破现在的门槛，允许更多的民间资本筹建金融机构，特别是为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门当才能户对，大的金融机构为大企业服务，民间资本的小型金融机构为小企业服务，只有金融机构的改革才能够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困难。

引导企业与银行良性互动融资难，是广大中小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各代表针对中小企业目前的状况都呼吁，向各大在温金融机构派驻联络协调小组，加强银企对接。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容：

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容认为，不应该把温州和市场经济相对立。根据他的阐述，温州780万人口中175万在全国各地创业，有60万在全球，温州本土有40万个市场经济的主体，约每三个温州人中有一个在创业。

他坦承，此前金融危机固然有温州自身的问题，但这也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存在着很多不足，特别是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温州模式没有什么神秘深奥的地方，最关键的是让企业家精神、市场的力量在中国市场经济当中充分发挥作用。”陈德容认为，这次温州老板“跑路”风波，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温州产业空心化严重，大家以钱炒钱，同时也说明了民间投资渠道狭窄。

他指出，本地环境不佳、要素供给不足，许多发展壮大后亟须转型升级的企业被迫迁往外地，或改行从事非实体经济，导致本地产业和企业出现“空心化”现象。尤其是前两年银根宽松，许多企业在矿山、房地产等领域过度扩张，2011年银根收紧后，这些企业只能从民间借贷中获取过度性融资，并因此造成财务成本高企，有的出现了资金链断裂。

应对这场风波，浙江应该重点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一个是立足当前抓稳定，全力保障经济金融平稳发展；一个是着眼长远抓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民间资金投资难问题，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包括设立应急转贷专项周转金，帮助企业解决信贷资金周转难题；依法严厉打击逃债和非法讨债行为；协调推进困难企业采取整合重组等措施；召开温商大会，提振信心，改善投资环境；出台金融改革发展配套政策，推进小额贷款公司、民间资本服务中心、民间借贷登记中心等相关工作，组建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积极申报创建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整个局势比较稳定。这场风波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仍需进一步深化，这也是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契机。浙江省政协委员、德邦控股集团董事长周益民：

对于现在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周益民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家3000万销售规模的企业，如要扩大再生产，需要1000万资金的话，如果按照目前银行的基准利率，大约需要支付56万元利息，然而目前银行普遍对优质中小企业采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解决企业资金需求，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这个企业就要支付一年融资利息约242万元，而这些借款利息不能全额税前列支(多支出的177万元利息不计入企业成本)。而大多数制造业的中小企业，利润率只有3%—5%，一年下来几乎赚不到钱。

周益民建议适度安排银行贷款额度及其他银行融资方式(如承兑汇票、信用证)额度的比例，严格控制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存款保证金比例，督促银行还利于企；另一方面，现阶段中小企业融资难，企业之间调剂资金或向“投资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借贷资金的利息，在合理、合情并有合法凭证的情况下，允许企业税前列支(将高于银行利息的融资成本计入企业的成本)，让企业感受到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同时也让企业看到生存的希望。

税务监管中的最低税负率，税务部门对增值税核定最低的税负率，比如像轴承行业最低税负率是6%，钢压行业大约是2%，但其实这有违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本意。所谓增值税应该是增值部分缴税，多增值多缴税，不增值不缴税，现在某些地区税务部门核定最低税负率，从某种意义上强制不增值也要缴税，增加了一部分微利和亏损企业的负担，税务部门应该取消行业最低税负率，寻求另一种更合理的税务监管方法。浙江省人大代表张福龙：

“目前，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首选自由资金，其次是银行贷款，仅有极少数中小企业才能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门槛进行融资。”张福龙说，尽管政府建立了各项中小企业的专项补助资金，由于金额有限，能得到财政扶持的中小企业屈指可数。

当前的金融体制不完善。信用担保机构方面，担保机构资金规模小、来源单一，缺乏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和高素质的担保人才；企业方面，企业信用意识薄弱，参与担保兴趣不浓；银行方面，银行不愿承担风险，对小额担保贷款不感兴趣；政府方面，担保系统存在不同程度的行政干预。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深有感触。张福龙在调研中发现，因为中小企业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缺乏与金融市场的对话与沟通渠道，需求与信贷体制滞后，全省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企业个数少，融资规模小。尽管现行的信用担保机构数量不少，但多数“不务正业”，服务对象大多不是中小企业，所以不能实实在在为中小企业融资起到作用。

有些担保公司名义“担保”，实际上却从事高利贷，高昂的利息给一部分中小企业带来了“金融黑洞”，陷入劫难。如何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省两会期间，张福龙向议案组提交了一份《关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建议》。他建议，要推进利率市场化，使得金融机构在法规指引下能够根据中小企业的风险状况决定贷款水平、利率的形成机制和市场利率体制。

希望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加强专业化金融服务。政府应该为商业银行开展中小企业贷款提供信用征集和监管，促进更多的商业银行进入中小企业贷款领域，为广大中小企业创造一个宽松、高效、低成本的融资环境。

同时，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监管。由于中小企业存在所有制成分复杂，个别企业存在洗钱、关联企业交易、欺诈行为、过度无序竞争等隐患，所以需要加强监管。在政府的倡导和引导下，企业与金融机构参与其中，使得中小企业资金周转快，无后顾之忧，金融机构则放心大胆地借贷，形成良性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