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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8日 星期    返回版面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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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们正在进入高风险期——三十五评发展实体经济

来源:中国企业报  作者:李锦

银行家们正在进入高风险期——三十五评发展实体经济

是趁火打劫、继续榨干企业的血,还是适当收敛、“哺乳”实业?后者无疑是正确的选择。然而,中国的银行家们没有一个愿意这么做的,因为对于暴利的贪婪性决定他们不可能这么做。尽管中央政府喊破嗓子,他们甚至连样子也不肯做。

正因为如此,如同垄断性央企近年来遭遇的铺天盖地的公众批判一样,近年来中国银行业所享受的庞大的制度保护和垄断红利,使其置于被批判的风口浪尖。银行业暴利风波再一次把商业银行拉入高风险期。

贪婪暴利的道德风险

2011年,商业银行非银行利息不到20%,换句话说,也就是银行利润的80%以上来自利息差。目前,我国一年的存款利率上限仅为3.5%,而贷款利率为6.56%,利差为3个百分点。只要有存款、有放贷,银行想不赚钱都很难。如果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银行的利差不会达到3%,资本回报率也不会动辄超过30%。然而今日中国银行业的事实便是如此。早已有人指出:银行业暴利是因其双向垄断的结果。作为排他性存款机构,有动机和能力压低存款利率掠夺存款人;作为占据绝对控制地位的贷款人,国有商业银行有动机和能力提高贷款利率掠夺借款人。因而中国的存贷款利差,是全世界最高的。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大银行越来越脱离于其理应遵守的行为边界,有日渐异化的倾向。过去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中国银行业,如今正以自我为中心,在虚拟世界中自我循环;尚未完成内部改革的银行业,在还没有学到太多的市场经验与风险管理意识的时候,就已沾染上了美欧同行的贪婪习气。

虚拟经济的生存风险

银行业的事实垄断造成中国实体经济的水池越来越浅,严重阻碍中国科技进步和老百姓创业。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国银行业暴利,2011年中国地产泡沫造成实体经济危机,银行业照样暴利,就很能说明问题。所以任何一个危机必须要倒掉一批企业,倒掉一批银行,不然后果难料。一些放高利贷的银行工作人员和权利业者,一直在赚取海量的暴利,使得受惩罚的永远是实体经济。

银行盈利的来源是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在完成自身蜕变的同时,也是行业优胜劣汰的过程,也许有的行业活了下来,而有的则永远消失。与自然生态相似,金融也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态环境,但是在自然生态中,居于生物链顶端的人类已经开始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金融生态顶端的银行是否也应重新审视实体经济的状态呢?

避免竭泽而渔,不光是说自然界,对于金融生态也同样适用。如果企业都倒闭了,银行还可能生存吗?

“高利差”的舆论风险

现在,公众对银行暴利投以审视以至批判的眼光。从2010年起,随着通货膨胀重新抬头,央行加息的步伐又远远滞后于实际利率水平,中国经济随之进入又一个“负利率”时代,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5%,而2011年全年的通胀率至少在5%以上,居民储蓄存款一直维持在2%以上的负利率状态,通胀之下,“跑得赢刘翔,但跑不赢CPI”成为公众的普遍焦虑。畸高利润也被外界批评为“是以牺牲和剥夺储户和存款人利益为前提的”。

高利差保护实质上是对存款人征税,以此补贴银行业的一种政策。

从2007年开始,呼吁取消存贷款高利差政策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但实质性的改革迟迟未能推进;而进入2009年,随着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一强化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垄断性制度保护,摇身一变,成为“四万亿”刺激政策之下,中国银行业非理性扩张的利器。令人遗憾的是,刚刚结束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提议并未出现在最终报告中。银行业的舆论风险正在排山倒海式的卷来。

国际竞争的弱化风险

金融危机以来,欧美银行体系式微为我们提供了极其难得的时间窗口,中国银行业本应抓住机会,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出发点,尽早在公司治理、业务创新和国际化能力建设方面拿出实质性改革举措;稳步提升对国内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回报和服务品质;进而以现有市场主体为基础,培育出一批能在国际市场上比肩跨国金融资本的种子选手。可是,国内银行业在改制上市后并没有启动太多实质性的内部改革,而是充分利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迟滞尽享政策红利,蜕变成超级“印钞机”,造成国内银行业普遍存在的利润畸高局面。

目前,欧美同行陷入困境,正是中国志在打造世界级银行体系的银行家们,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出发点,画出契合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清晰路线图的时候。否则,一旦欧美同行恢复元气,运气恐怕再难眷顾中国银行业了。

“分配腐败”的政治风险

银行业经理乃至每个员工的高薪已被广泛关注。金融企业“分配腐败”是经济转型时期的现象。如果我们忽视它,它就像一颗依附于体制的“毒瘤”,慢慢地侵蚀它的机体。首先,从经济体系的环境———社会来看,“分配腐败”破坏了社会公平准则,使贫富差距日益拉大。金融垄断企业利用公众给予它们的强势地位,将企业福利的成本转嫁于社会,这和“劫贫济富”没什么两样,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平,使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其次,金融“分配腐败”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流失。“分配腐败”最大、最明显的危害在于把国有资产、税收等全民财富以福利的名义转为个人财富。

最后,从微观的经济个体———金融企业来看,“分配腐败”、“福利腐败”表面看是垄断企业本身得利,但实质上它们是在扼杀自身的活力,无异于“慢性自杀”。一个不断将经营成本提高的企业,其市场竞争力也必然不断削弱,在垄断状态下,它可以转嫁给国家,一旦打破垄断,进入市场竞争状态,又将如何自存呢?

目前,中国银行家面临的不仅有舆论风险、竞争风险、腐败风险、道德风险,而且将面临生存风险。这种风险不仅是来自内部,还来自外部。怎样消除风险?前不久,温家宝总理撰文强调: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金融发展的根基是实体经济,离开了实体经济,金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各类金融机构都必须牢固树立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思想,全面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共生共荣。

银行家们是被动地接受风险,加剧困境,还是主动地化解风险?全看他们自己了。

(作者系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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