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与企业不能变成“黄世仁”与“杨白劳”——三十三评发展实体经济

银行与企业不能变成“黄世仁”与“杨白劳”

中国稍有年岁的人都知道《白毛女》的故事，黄世仁是拥有土地的地主，而杨白劳是租种黄世仁土地的农民。把这个比喻用在银行与企业身上似乎不太准确，细一琢磨，也不无道理。

黄世仁肚肥肠满，富得流油，杨白劳骨瘦如柴，穷得揭不开锅。这是因为黄世仁勤劳，还是他善于管理？都不是。他仗的是有土地生利息，有话语决定权，是他说了算。杨白劳是因为懒，还是他不会种地？都不是。他是因为靠租土地，而且没有对话权。黄世仁说什么便是什么。

银行的利润为什么这么高？带来如此厚利的，究竟是银行自身的出色经营与金融创新，还是国内银行借助垄断地位对实体经济的“抽血吸髓”？中国银行业在过去数年间“超常规发展”的本质，究竟是市场化改革的立竿见影，还是垄断体系的自我循环？显然，银行的“土地”便是资金，赚钱的手段是地租的利差。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银行成为目前最赚钱的“暴利”企业，银行持续攀高的利润业绩是否对国民经济一片利好，片面追逐高利润又将给银行带来怎样的风险？个中原因，有必要弄清楚。

银行获得的高利润是建立在拥有垄断性的贷款议价权基础上的，整个贷款市场完全是银行一家独大的卖方市场，为了获得贷款，企业基本丧失与银行议价的话语权，从而满足银行的各种变相谋利的条件。因为紧缩，整个资金面流动性稍微紧一点，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议价关系，是卖方市场，银行可以有更多的议价权。垄断议价权，让银行可以随意对企业设置各种贷款条件，为了生存，很多企业不得不答应这些条件，上浮贷款利率便成为普遍现象。

一般在银行资金面比较宽松的时候，像银行属于买方市场的时候，贷款利率要适当地下浮，下浮10%、15%，有一些国有企业甚至下浮20%，但是去年下浮的情况基本没有了，一般都是上浮，上浮20%是很正常的情况。

除了上浮利率，随意收费也成为银行被舆论广泛诟责的弊病之一。比如贷款，正常贷款给你6.2，然后通过咨询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变相地把贷款利率给你提高。有数据显示，在2003年，国有商业银行的收费项目为300多项，到如今有据可查的收费项目已经达到3000多项，在不足10年的时间里收费项目增加了10多倍。

很少有民营企业能够从银行拿到正常利率，一般都是上浮。上浮20%算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现在不是20%，很多民营企业是30%、40%才能拿到贷款。银行利润的80%来源于存贷款的利息差，银行赚得越多，意味着贷款企业就赚得越少，企业成为替银行打工的，后续发展势必动力不足。

中国过去的地主中也有一些“善人”，他们在灾年时能少收一些租子，或者赊账，让农民能活下去，明年继续为他打工。可是现在的银行有几家“善人”？平时总是说“放水养鱼”，又有几个能够做到？事实是家家银行都是竭泽而渔的高手。

各大商业银行利润一路飘红，而作为贷款主体的实体企业的生活却始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在很多企业贷款无门处于资金链断裂边缘。很多人在苦苦求贷无门之后，不得不采取饮鸩止渴的办法，向非法的高利贷寻求帮助。

相比于见死不救的银行贷款，民间高利贷似乎更能救急。于是，便出现吴英这样一些人。

据调查数字显示，去年商业银行人均年创利润达50万元，而实体企业人均年创利不足4万元，在银行高利润的背后国内的实体企业正因缺血而发展后劲不足。“黄世仁”富得肚满肠肥，“杨白劳”饿得活不下去，商业银行与实体命运形成鲜明的对比。

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银行的这种高议价的贷款条件，结果导致实体经济出现某种程度的萎缩。实际上，银行提供增量贷款连年递减这也加剧了银行与企业之间不对等的议价地位。现在新的增量资金还在减少，那么实体经济自然就紧张，紧张了以后高利贷的市场就泛滥，高利贷市场上一泛滥，银行的信贷议价能力就增强，银行议价能力增强，就跟企业提供各种各样的提高贷款利率的条件。这时候“黄世仁”越来越主动，什么规矩都是“黄世仁”来定，哪有“杨白劳”说话的份。“杨白劳”的命运选择只能是卖掉女儿或者是喝盐卤自杀。

在马克思经济学里，垄断被定义为独占。垄断者凭垄断高价(出售自己的商品时)，垄断低价(面对产业链上其它环节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时)获得垄断利润。中国的商业银行便是这种价格的获利者。

有时候，不合理的现象也引起世人的不平心，比如中央政府两次出台了民间资本可以平等进入的两个“36”条，便是决心打破这种垄断独占现象。但都收效甚微。参加制定规则便有这些不想退出垄断行业的头头们，这些垄断行业不仅千方百计地不让其它社会资本进入，就连招工有的也只招他们的子弟。我们金融业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甚至世袭的、阻碍社会收入分配科学和公平的独特的利益群体。

垄断可以形成权力。但是，这种权力的来源却不同，来源于通过市场竞争获得的优势，称之为“自然垄断”，它无可厚非。然而，通过行政垄断，依靠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来操控，并且由此而获得的权力，在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则是应当受到谴责的。

经历了2009年以来过快的信贷增长后，银行业利润高增长饱受诟病，在经济下行周期，银行业却获利颇丰，如此形成两种常见的推论：一是银行与实体经济回报背离，利润畸高；二是存在银行以过高利率榨取实体经济收益之嫌。就像遇到灾年，穷人活不下去，“黄世仁”们却借机放高利贷，发国难财，老百姓岂不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

对于这种逆周期下中资银行高利润增长的批判，一家外资银行亚太区高管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就算外部环境再差，中资大行也能‘旱涝保收’，他们吃的那才叫真正的‘铁杆庄稼’，我们根本没法比。”这位外资行人士口中的所谓“铁杆庄稼”指的就是国内银行来源于贷款利息的息差收入，俗称“吃利差”。

中国银行贷款利差就是“黄世仁”的租子。中国银行业得益于天然的“利差保护”，使其迅速暴富起来。然而，正是悬于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由此带来的暴利和铺天盖地的批评声一样多。中小企业家们与银行的关系，不能成为当年“杨白劳”与“黄世仁”。

（作者系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