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农民工薪酬困局

专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肖金成破解农民工薪酬困局

肖金成

2012年的春节渐行渐远，当喧嚣的气氛沉淀下来，能够留存下来的最为清晰和深刻的记忆还是蔚为壮观的春运浪潮。有人说，这就是中国文化———寻根、恋家；也有人说，春运的主体是农民工，春节期间势如洪流的农民工返乡潮只是在无言地告诉人们，城市对众多农民工依然陌生，他们依然将自己的根定位在遥远的农村。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肖金成，1995年就写有《农民进城的正负效应分析》报告，对这一课题研究颇深。近日，记者就农民工话题对其进行了专访。

农民工尴尬的身份界定

《中国企业报》：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由于产品外销不畅，东莞众多企业裁员减亏，大批农民工在城市无法立足、纷纷返乡。2009年，经济回暖，当地企业又因为短缺劳动力而四处招工。农民工就像潮汐，来得快退得猛。请问，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民工到底是什么角色呢？

肖金成：工业化催生出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大潮，这不是中国的特色，早期的英国、美国，后来的拉美、东亚四小龙都是这样。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大量的农民从农村进入到城市，职业上发生了转换，可是却没有获得在城市居住和生活的制度性安排，缺乏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保障，成了“农民+工人”。如你所看到的，当经济繁荣时，企业能够吸纳较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农民工背井离乡、撇妻离子，吃住在工厂进行打拼。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成为企业甩包袱的最直接对象，不得不重新回到土地上寻找依靠。可以这么说，在城市打拼的过程中，农民工被置于一个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的困境中：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发生了空间上的分离，也就是说他们的劳动力被城市雇主使用，可是他们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即劳动力维持和更新)是和城市分离的，很大一部分要依赖农村。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但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是高度分离的。

人口红利主体没有收获红利

《中国企业报》：有人认为，虽然许多农民工一如既往地将自己的根定位在农村；虽然中国农民工和中国企业的关系实在不够紧密，但作为中国人口红利的主体，农民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依然是不可替代的。既然农民工为中国的GDP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什么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大批人没有成功实现角色转换呢？

肖金成：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单从中国农民工和中国企业的雇佣关系寻找原因，就是薪酬过低。在中国，吸纳农民工的企业多为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产品附加值本身就不高。农民工作为中国人口红利的主体，又曾经在很长时间内呈现供大于求的局面，沦为廉价劳动力也就不足为怪。

具体而言，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外向型出口产业的发展，其间劳动力成本低成为提高产品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出口产品的价格也低，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了不可比拟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却是农民工在付出很多代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工资低，农民工的孩子无法享受城市的教育资源，成为远离父母的留守儿童；由于工资低，农民工成了游离在家庭之外的人，无法享受到健全家庭的幸福。更为可惜的是，在农民工付出代价的同时，中国城市化的机遇也擦肩而过。

《中国企业报》：农民工的薪酬问题对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吗？据了解，重庆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个别地方高校要求一些农村学生将户口落到城市，结果是这种“被城市化”的做法遭到一些农村学生的抵制。所以，就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而言，缓慢的原因是不是跟人们的观念有关？

肖金成：我认为，农民工的收入分配问题很不合理，尤其是第一次分配不合理。第一次分配就是资本与劳动的分配，其中，劳动的主体是农民工。

农民只身到城里打工，家属和子女留在老家，并非他们不想生活在城里，实属无奈之举。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裕，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农民工报酬增长极为缓慢，农民工的劳动报酬一直保持在过低的水平。据了解，同样辛苦的工作，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普遍要比务工地社会平均工资低很多。

马克思曾经分析过，工人的报酬不仅包括工人个人的消费及提高自身能力的费用，还应包括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费用，以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这部分费用是在城市的生活支出而非在农村的生活支出。（下转第二十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