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援欧开辟企业赴欧投资新路径
来源:中国企业报 作者:见习记者胡笛
政府援欧开辟企业赴欧投资新路径
有分析认为,欧债危机让国际市场流动性捉襟见肘,不少海外企业处于低估值阶段,从投资角度来看,眼下是难得的并购良机。CNS供图
欧盟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其发展兴衰与中国经济休戚相关。中国政府称,中国将参与国际社会对欧洲和欧元区支持行动。
欧债危机让国际市场流动性捉襟见肘,不少海外企业处于低估值阶段,从投资角度来看,眼下是难得的并购良机。
中国将协助欧盟渡危机
2012年2月15日,中国领导人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并支持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欧央行正在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欧洲债务问题的措施,将继续加强同欧盟的政策沟通与协调,促进中欧经贸、投资与金融合作,参与国际社会对欧洲和欧元区的支持行动。
这一表态犹如一剂强心针,社会对欧洲市场似乎又重燃期望。事实上,中国领导人曾经多次表示,中国作为欧洲国家的好朋友,支持欧盟应对欧债问题的努力,对欧元和欧洲经济抱有信心,愿就更多参与解决欧债问题与欧方保持沟通,并提供切实的支持。
在2月14日举行的第十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中,中欧双方欢迎中欧企业有意加强贸易和双边投资。双方领导人同意建立一项内容丰富的中欧投资协定,以促进和便利相互投资。中欧未来开展的合作将包括高技术贸易、地理标识保护、知识产权合作、能源科研创新以及汽车等领域。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在本着保持流动性和增值性原则的前提下,中国将继续购买欧元区国家债券,并通过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和欧洲稳定机制(ESM)等一切渠道,更多地参与解决欧债问题。“我们始终保持对欧元的投资。同时,随着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我们还在调增对欧元投资的比重。”周小川说,“中国将继续参与解决欧债危机,具体帮助措施需要等待时机。中国希望欧元区和欧盟在机制上不断创新,能提供更有吸引力的、更有助于中欧合作的投资产品。”
不可或缺的欧盟伙伴
自2011年4月份开始欧盟27国被列为单独外资来源以来,欧盟对华投资同比首次由增转降。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欧盟27国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63.48亿美元,同比下降3.65%;1月来华实际投入外资4.52亿美元,同比下降42.49%。
欧盟对华投资下降较快主要是欧债危机以及欧盟对外投资总体下降所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刘元春认为:“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下降,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直接产物,由于银行风险产生的流动性危机导致大量欧洲投资主体回收资金,造成了短期投资的外逃。欧盟投资下降不仅在中国,在其他新兴国家、韩国等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FDI减少的同时,整个外汇储备增长量都在大幅减少。以上都说明全球风险的加剧,全球资本配置格局发生了变化。”
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主要的技术来源地和投资者之一。欧盟能否克服危机不仅与世界而且与中国息息相关。面对严峻的欧洲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和企业从未袖手旁观。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11年,中国面向欧盟的投资总额达到42.78亿美元,同比增长94.1%。
中国企业迎来并购良机
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政府鼓励本国企业赴欧投资,希望欧方保持市场开放,创造便利条件。中国企业走向欧洲投资不仅有利于帮助缓解欧洲市场的低迷,同时,欧洲经济危机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难得的海外投资机遇。
在最近短短几个月中,中国企业将多个欧洲品牌收入囊中,欧债危机让致力于迈向海外的中国企业尝到了甜头。成功完成并购案的中国企业收获的不仅仅是具有影响力的品牌,更重要的是中国空白的技术和原本难以打开的市场。
2012年1月10日,千亿级企业山东重工集团旗下的潍柴集团与全球最大豪华游艇制造商———意大利法拉帝有限公司主要债权人在济南签署战略重组框架协议,潍柴集团将通过1.78亿欧元的股权投资及1.96亿欧元的债权投资,共计向法拉帝投资3.74亿欧元。债务重组程序完成后,潍柴集团将获得法拉帝75%的股权。
无独有偶,三一重工1月30日晚间发布决议公告确认旗下子公司三一德国有限公司将联合中信基金收购全球泵车第一品牌———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100%股权,其中三一德国收购90%,中信基金收购10%。三一德国的出资额为3.24亿欧元(折合人民币26.54亿元)。
据传,徐工集团也在紧锣密鼓地与德国另外一家混凝土机械制造商———施维英公司进行接触,商洽收购事宜。
这样的案例还有不少,中国对欧投资不仅迈出了战略性的扩张步伐,也丰富了中欧经贸合作内容,为欧洲应对债务危机提供了帮助。
当然,中国企业也不能图着一时意气就盲目将手伸向欧洲的口袋。“欧元之父”蒙代尔认为,欧洲经济前景不明,现在投资欧洲或许并不是最佳时机。他认为中国投资亚洲、非洲和南美,是比欧洲更好的选择。欧洲边缘国家的债务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欧盟决策层的犹豫不决。希腊问题的本质不是债务问题,而是机制问题。变革的关键并非希腊等国的财政变革,而是欧元区的机制变革,这一大改革的延缓,很可能延误解决债务危机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