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改革呼唤“南巡讲话”

中国金融改革呼唤“南巡讲话”

（上接第一版）

听说，著名律师、八旬老人张思之发表了一份致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的公开信。在信中，张思之重点表达了两个观点：其一，吴英所集资金大多流入当地实体领域，属合法经营范畴，故无诈骗之行为；其二，“纵观金融市场呈现的复杂现状，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

这位老先生把矛头直接指向金融垄断，他不仅从法律而且从制度层面对吴英案做出了剖析，尤其是第二条，当是案件纷议之核心。

吴英问题的核心是金融体制要不要改革，金融权是放还是收的问题。这就跟“南巡讲话”的背景有些相近了。20年前的邓小平南巡讲话是针对经济上放与收的问题去“讲”的，当然尚未顾及到金融问题。今天的金融问题也已到了“放”还是“收”的关键时刻，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又一个转折时刻已经到来。

放权与收权一直是改革路线的核心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自1970年代后期开始，整个1980年代都处于一种探索状态。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当时称“商品经济”)之间摇摆。除了最初的农村改革很为成功外，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尽管都进行了尝试，但没有找到突破口。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家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全国很快就进入动员状态，聚集改革力量，实施改革政策。“南巡”之后，由地方领头发动了一场激进的分权运动。1980年代也有分权，但其幅度和广度都比不上“南巡”之后的分权。“分权”释放出来巨大的改革和发展能量，有力有效地冲击了旧的体制，在很多方面破坏了旧体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和制度基础。

如果说当年没有邓小平拨乱反正，中国改革的一叶小舟可能向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可能向“左”的方向去走了。邓小平当时在1992年的时候就说，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说法是非常厉害的，也只有他能讲这个话。

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思想正在转变成为制度。今天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的，包括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1998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等等。还有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制。“抓大放小”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们所看到的国有资产的流失。但是没有这一过程，国有企业根本没有出路。通过1990年代的改制，中国基本上实现了一个比较平衡的经济结构，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

邓小平南巡讲话最大的遗产是什么？是改革精神，市场经济精神，放权搞活的精神。从关于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进一步发展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改革和改善包括经济和政治各方面的社会制度，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同时弥补和纠正市场经济机制的不足，使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得到全面和健康的发展。

关于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应该根据关于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所揭示的市场竞争机制或市场均衡（价格）存在的前提条件，改革和改善各种社会制度和习惯，使之尽可能地满足和符合这些前提条件。

首先，市场均衡存在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是完全竞争。市场经济中的各个经济主体不能对市场价格的决定持有明显的影响力，资源可以在产业间和区域间自由移动，各个经济主体能够公平地获得关于市场及价格的信息并可以自由地参加或退出市场的竞争。

由此可见，要让市场经济正常运作，必须控制垄断企业及个人的存在，减少和限制大型企业对竞争类市场的独占，公开各种市场的信息和杜绝部分企业和官员对信息的独占和操作。

其次，市场均衡存在的第二个前提条件是市场普遍存在，即要求市场经济中的所有生产要素和产品必须所有权及使用权所属分明，使用或消费这些所有权和使用权时必须通过市场支付其价格，同时，这些市场普遍存在，其中的交换或交易公正公平。

显然，这20多年来，中国对国有企业所有制的改革和明确企业产权所在，建立和培育包括资金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内的各种市场，都是有利于满足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的。但是，这些方面的改革只是刚刚开始，还需要进一步地拓展和深化。今天，中国在很多方面也面临类似“南巡”前的状况，有一些方面例如金融方面形势则更为严峻。很多方面的改革止步不前，总是找不到突破口，有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现象。

现在有个奇怪现象，有些地方口口声声喊改革，但是改革总是“按兵不动”。政府有些地方、有些部门经常做两件事：第一就是作茧自缚。第二件事就是“逼良为娼”。如果没有地下钱庄，我们的民营企业不能到今天，地下钱庄为什么是非法的呢，因为没有法。地下钱庄如果能在阳光下操作，政府可以收税、可以监管、能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创造了就业，何乐而不为呢？其实民间资本力量大得很，只要我们承认它，容纳它，引导它，就可能为经济发展带来强大的动力。

无论是2011年金融市场形势之要求，还是第四届全国金融工作市场所期许的主题，金融体制改革和推进金融市场的利率市场化成了国内金融体系改革最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利率是金融市场资金的价格。如果该价格不能够通过有效机制来形成，既无法让利率成为金融市场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也谈上有成熟的市场可言。可以说，近20年来，利率市场化一直是国内金融改革的核心。

毫无疑问，当前金融市场利率价格机制扭曲不仅表现金融资源无效配置，比如大量金融资源不是流入实体经济而是涌入高风险的各种投资市场，从而导致国内不少弱势行业及企业严重的金融挤出效应；而且导致了金融市场秩序越加难以确立，比如民间高利贷盛行、影子银行泛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度扩张、商业银行的盈利高速增长、巨大潜在的金融风险不断地积累等。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推进中国金融市场的利率市场化已经迫在眉睫。与利率市场化同时做的事便是放开金融市场，吸收民资参与，形成市场经济的新金融体制。

当前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是条件成熟不成熟的问题，而是如何突破现有的利益集团与制度障碍把改革推进的问题。因为，当前完全扭曲了基准利率制度不仅导致整个金融市场资源配置严重的无效率，它也是一种为少数人利益服务而对绝大多数人利益掠夺的财富转移机制。这种机制的利益关系的路径相依已经成为当前金融市场推进利率市场改革的最大障碍。不打破这种利益集团阻碍金融改革的格局，国内利率市场化将面对重要的障碍。其实，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最大问题就是利益关系重大调整的问题，而不是这种改革对金融市场所面临的冲击与影响的问题。

很难理解，一个吴英案能引起天下人关注，关注的程度不亚于对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纪念。

很好理解，一个吴英案能引起天下人关注，在于此时与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时代要求极为相似。

一个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一个是垄断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同一个要求：放权搞活。

如果说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那么更为艰巨的金融改革或许就要拎着脑袋过河。过河的路径已经很清晰，阻力相当强大。当然，不是每个过河的人都会淹死，但先驱中总有人会成为先烈，特别是没有护身符的民营企业家，牺牲的概率显然大得多。

我们与其煞费苦心让吴英成为民间信贷祭品，不如探讨如何对民间信贷开闸。如果此事映射出的地下金融特性能成为制定监管框架的依据，即是吴英之功。但愿这件事能唤起金融界对改革的反思，寻找到对金融改革的反向推动力量。

资本无序泛滥的高利贷市场不能不管。在管的同时，则应考虑下一步政府如何放权，哪些权利应该放给社会，哪些权利政府应该紧紧地抓在手里，这是需要现在继续探索的。这也是当前金融改革的焦点。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与此相适应，是要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并且依次进入能源、交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这不仅能缓解经济发展的困难，而且能够推进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垄断行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而对金融垄断体制改革是焦点中的焦点。

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指向很明确：一是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这是衡量金融工作好劣的标准。二是放活民间资本，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这是改革金融体制的实现途径。道路非常宽广，潜力巨大。

中国需要再一次思想解放，甚至说中国需要再一次思想启蒙，需要围绕集权与放权问题进行一次大辩论，寻求中国的改革的深层逻辑，它的大方向应该走向何方。当然，南巡不可能了，邓小平作为最后一个威权式的强人，我们只有在他身上才可以用南巡这个词。我们今天纪念邓小平南巡20周年，需要提倡的是“南巡”精神。

需要弘扬“南巡讲话”精神，是因为走向市场的道路异常艰难，矛盾异常复杂。与20年前不同的是，现在争论各方的焦点不再是纯粹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之争，而很大比重上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总是在放权问题上举棋不定，在搞活问题上左右为难，这类博弈的实际激烈程度超过了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领导干部对待改革的态度，关键不在脑袋，而在屁股。脑袋清明开明并不困难，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坐在中央政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边。今天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攻坚，比当年更加考验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和政性伦理。

中国社会进入又一个回归，回归到需要改革放权的时期，中国因此需要进行“南巡”精神的教育，这不仅是拯救金融体制改革，拯救企业，更是拯救我们的国家。

（作者系中国企业研究院研究员，是中国农村第一个万元户的发现与报告者，邓小平在1982年12月听其汇报农村改革情况，对其有“你有发言权”的评价；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在当年第一个向中央写出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模型，得到多位领导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