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钱更扛花才是老百姓的真实愿望

让钱更扛花才是老百姓的真实愿望

从去年以来持续的高物价让人们对于增加工资期待是越来越强烈了。2月8日发布的《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顺应了这种民意，提出最低工资连涨5年，年增长要超过13%，按此计算，5年内中国的最低工资将实现“倍增”。

就在这份“工资倍增计划”出台前的2月2日，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发布了《北上广市民分享发展成果的感受与期待》调查报告，该民调显示，在“北上广”三大城市中，六成市民认为自己没有分享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成果。

客观上看，随着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居民的工资收入也一直在持续增长。但与此同时，中国人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据一些经济学家估计，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48%，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

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的工资分配已经形成了一个惯性体系。其基本表现为当一个群体工资增长之后，所有群体的工资都会轮番上涨，工资普涨以后的结果是工资原来位于低线的，依然会处在低线；工资原来位于高线的，依然会处在高线，其基本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其绝对收入却被再次拉大。

政府用强制性的措施来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这一做法并无不妥。但是如果没有相应配套的强制手段，防止高收入人群搭车涨工资，并同时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那么，低收入人群所增加的工资不仅会被通货膨胀所吞噬掉，更会随着社会财富的迅速膨胀而稀释掉。更严重的一个恶果是，由于老百姓此前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被贬值，一些中产人群一旦失去了持续赚钱的能力，也会很快进入穷人的行列，由此会增加整个社会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而事实上，相比低收入人群工资增加的被动性，高收入人群能够掌控工资的增长。比如说国企高管和政府公务员这两个群体，通常很难忍受在国民收入比较体系中地位的下降，而近两年来，国企效益的增加以及财政收入的增加又为其增加工资提供了物质和理由。由此一来，工资轮番上涨的风险几乎不可避免。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该《规划》同时提到“改革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对部分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实行双重调控，缩小行业间工资水平差距”以及“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但是，这些具有长期历史惯性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规划可以解决的。

工资倍增的另外一个核心问题是增加工资的钱从哪来，或者说是，工资增加的部分由谁埋单。

对于国企和政府部门，这并不是一个难题。但对于广大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而言，很有可能负担不起这样一笔费用。毋庸讳言，由于欧债危机、人民币升值、税负成本高、人工和原材料成本增加、融资困难等一系列问题的叠加效应，许多中小企业已经陷入了经营困境，甚至已经发生了一些老板因无力偿债而“跑路”和自杀这样的极端事件，中小企业的整体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在这样一种境况下，大多数中小企业能否支付得起工资倍增的成本，是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

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低工资人群中的绝大多数分布在盈利能力相对较差的弱势企业。这些企业不仅为员工加薪的空间很小，甚至自身的生存都存在许多困难。如果因“工资倍增”计划增加了工人对于涨工资的期望，而工厂实质上又付不出这样的成本，那么就会加剧目前已经普遍存在的“用工荒”，而生存困难又将会使一些企业倒闭或破产，并反过来对就业产生压力，使一些人失去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导致企业和劳动者双输的局面。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目前已经出现的“用工荒”，并不是因所谓刘易斯拐点所造成的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而产生的，而是由于培养和使用错位造成的人才结构性短缺以及劳动者高期望值与企业实际支付能力之间的差距造成的部分劳动者有业不就所造成的。

从目前的体制来看，如果希望老百姓能够更多地分享发展成果，一个极为简单的思路就是涨工资不如降物价。客观上讲，不是由于工资水平低让老百姓没有幸福感，而是由于近几年来房价以及教育和医疗成本的疯狂上涨，加上收入差距的扩大让老百姓的幸福感大幅度降低。这才是事情的本质。

尽管政府部门采取了许多措施才把CPI涨幅控制在4%的水平，但中国的物价降低并不是没有可能，因为，至少在很多产品和服务上，我们的物价水平比美国还高。

绝对工资低是标，而相对收入差距大才是本。怎么让老百姓的钱更扛花，才是他们的真实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