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子上破解民间借贷困局

从根子上破解民间借贷困局

吴英案死刑判决的二审裁定一出，对吴英及其家人的打击已无需多言。社会各界对吴英是否应该遭此刑罚的讨论也如火如荼。

舆论观点反对吴英被处以极刑者众多；最高法死刑复核最终能否枪下留人，尚需观察，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吴英无论最终是否受死，都应该正视该案背后的民间借贷困局；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现状以及规范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上的空白依旧没有解决。吴英案，不是一个人的罪与罚，该案所引发的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之争，在江浙一带乃至整个中国都颇有普遍意义。解决上述问题，才能防止“吴英现象”再次出现。

“是否有房地产抵押？是否有应收账款？是否有订单？机构或个人是否可担保？是否有核心知识产权？未来赢利模式是否清晰可辨？”这些是中小企业在向银行贷款时都需要回答的问题。真正需要贷款的大量新型行业企业，又都是银行最不信任的。

小企业的特点使银行必须花大量精力用于调查，深入企业、了解生产销售，做出相对客观判断。但目前各支行存款压力很大，大部分精力用于满足利润考核指标、监管考核目标。难怪有银行负责人对此坦言，“了解不透彻就是风险，在目前考核指标都难完成的情况下，求稳也是迫不得已。”与此同时，在大的调控背景下，金融监管部门对各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采取了绝对额度限制，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更多小微企业不能享受小额信贷的优质服务。在目前金融垄断体现下，银行基于风险的考虑不可能让千千万万的中小企得到资金上的扶助，因而将民间的集资、借贷、企业融资推向一个法律的边缘。

在这种情况下，手续相对简单的民间借贷就成为了这些嗷嗷待哺企业们的必然选择。而这种“钱生钱”的民间融资在越来越多贷款企业和房贷企业的参与下如雪崩般爆炸式发展。在一些地区，民间融资规模已经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据住建部相关报告显示，民间资本的规模，远远超出此前业界预计。温州民间资本4500亿到6000亿，山西有一万亿，鄂尔多斯是2200亿，加起来高达约两万亿元。

不幸的吴英案只是民间融资的冰山一角。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调研表明，中小企业大概只有10%能够从正规银行体系得到贷款。浙江有80%的小企业靠民间借贷，年息最高的达到180%。目前民间借贷的年利率高达120%。数据是冰冷的，而民间借贷却是越来越热。

这些由供需关系而产生的民间融资在形成规模后，“哪里有钱去哪里，哪行挣钱进哪行”。上述报告显示，“实业是民间资本投资主要方向，高利润行业是民间资本追逐的焦点，民间借贷是民间资本热衷的对象”。再加上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正确引导。一方面是信贷收紧，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的钱非常多。之前被热追的传统的投资房地产的渠道也因政策调控而逐渐被冷淡，结果就造成了投机乱象，高利贷盛行。

这些投机乱想和高利贷造成的危害已无需赘述，温州和鄂尔多斯出现的区域性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据。

虽然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民间融资的“阳光化”已是大势所趋。

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并作讲话时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及金融主管部门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大力整顿金融秩序，严厉打击高利贷活动和非法集资、地下钱庄、非法证券等非法金融活动，加强对担保公司、典当行等机构和银行表外业务的全面监测和有效监管，妥善处理企业资金链断裂事件，防止风险扩散蔓延。

温家宝讲话中同时表示，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

在“阳光化”进程中宜疏不宜堵，应尽快制定民间融资法。为民间借贷活动做出必要的法律规范，明确不同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保护民间借贷的权益和规避风险，引导其更好地发挥融资作用；引导规范民间借贷活动，包括资金投向以及利率水平的引导等；加快构建以民间借贷资本为主体的风投体系，将风险投资本身视为一种产业来大力扶持；目前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双轨”结构不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应放宽金融管制，推进现行金融结构的逐步并轨。具体包括设立各种地方性小法人金融机构特别是社区银行、贷款公司等。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建立市场推出机制和存款保险制度，加快推进银行利率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