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的辛苦钱更可靠

实体经济的辛苦钱更可靠

王利博制图

国有企业投资金融衍生品并不是近段时间才发生的新鲜事，以前央企、国企投资金融衍生品就曾发生过巨大损失，如中国五矿、国储铜、中航油等曾有过这方面的惨痛教训。

金融衍生品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人认为，它代表着套期保值、利率掉期、货币掉期、外汇期权等各种各样复杂的产品设计，意味着规避风险的不同手段；还有人认为，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也意味着风险的开始。

事实上，企业从事金融衍生品投资，其根本目的是因为企业的收入来源于各个不同国家，汇率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率，所以这些企业就利用金融衍生品市场来对冲汇率风险、原材料价格风险及其他的金融风险。

有专家指出，金融衍生品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适当地利用金融衍生品，对于企业有效防范风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其复杂性和投机性等特点，决定了其具有高收益性和高风险性并存的可能性。

中航油事件发生之后，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国资委曾加强了对金融衍生产品等高风险投资业务的管理。不仅要求企业清理股票、债券、委托理财等高风险业务，更加强调央企从事套期保值严禁投机行为。

笔者认为，金融衍生品虽然有利可图，然而，盈利并非央企存在的唯一价值体现，这一认知在数次政府报告中均有体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其他国有资产由地方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实际上，就是对国企，特别是央企的最清晰定位，即是代表中央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央企，定位就是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以及基础设施和资源等领域，而不是所有领域都涉足。

以往，无论做地产还是投资金融衍生品，央企都希望用这些“快钱”来保障企业利润。然而，随着该办法的颁布，国资委似乎并不为央企追逐“高速利益”买单。

早在2010年，国资委修订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根据办法，从当年1月1日起，国资委对所有中央企业实施经济增加值（EVA）考核，引导央企注重资本使用效率，中央企业盲目投资非主业时可能因资金成本高风险反而降分，鼓励央企进行科技创新，做大做强主业。

“中央企业要明确战略定位，做强做优主业，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从过分追求规模扩张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的内生增长，把握产业发展方向，占领产业制高点，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的竞争能力。”王勇说。

近几年，央企的年度报表确实“振奋国心”，但是，无可否认其主要原因得益于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与国际强企相比，央企自主创新能力确实存在差距。

例如，我国有中国石油这样市值领先的企业，但多数企业只在一些低端或中低端的产品和产业上赢得了国际竞争力，却难以进入高端产业，央企整体核心竞争力仍有待提高。

回首看看央企数年在金融衍生领域的投资表现，频频以失败告终。

央企，作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承载者，担负着未来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性任务，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大力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做强做优做精主业，借此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积极倡导投资制造业，为中国树起一面投资实业的“大旗”，而不是靠短期投资获取暴利。

从长远来看，央企的价值绝非仅仅体现在创造了多少利润、上缴了多少税款，更重要的是要在行业发展、产业发展中起引领和带动作用。央企有责任、有义务做自主创新的表率，加大研发力度，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带头促进行业的经济转型提升。

正如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所言，中央企业还是应该老老实实干你的本行、干实业，不“东张西望”。毕竟，辛苦钱可靠。

苹果在中国的空前成功说明，一个企业最有价值的不是他的有形资产，往往是看不见的东西———技术、商标、配方、渠道等，这才是一个企业真正应关注的宝藏。

专家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要在全球竞争中抗击风险、有所作为，必须依赖实体经济的勃兴。

事实上，中国企业经过几十年来不断努力，已经创造出来的“资本原始积累”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新出路。但我们需要的不是投机，而是“资”与“产”融合，通过借助资本让我们的实业更加强壮和稳固，这就更加需要央企的“模板力量”。

一位资深媒体人告诉笔者，“共和国长子”不能只是一个经济符号，央企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支柱，必须率先承担社会责任，谋求企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和谐。应该在国计民生、实体经济中起到带头作用，假设央企全都成为金融公司，一旦资本泡沫崩溃，中国实体经济又将如何？

眼下，央企的确在经历一场“随波逐流”与“脚踏实地”的博弈。

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的是逐利之势正值汹涌之际。

幸运的是，我们听到的是务实之声愈发震耳欲聋。

无论如何，希望数年过后，再回头来看这段历史，不是央企折戟金融衍生品的失败尝试，而是中国企业雄起的新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