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展望

转型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展望

一年一度的达沃斯冬季论坛如约在瑞士的达沃斯小镇召开。在大转型的主题话语结构下，中国的经济展望成为与会者持续不断的焦点话题。

如果把目前主权债务危机阴影下欧盟主要成员国的经济放缓来做横向比较的话，中国的确有理由为其在过去一年的经济增长而自豪。但如果将欧盟、美国以及日本等国所面临的经济增幅放缓放置到卡尔·波兰尼所说的大转型的背景下来看的话，或许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来沾沾自喜，相反，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可能成为我国在新的一轮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中进行自我调整的巨大障碍，成为中国经济在未来30年甚至是更长时间里的增长瓶颈。

经济增长速度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甚至不是最为重要的一面。合理的产业结构、优渥的经济制度环境、紧凑有致的产业分布、技术研发和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最为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合理分享等比经济增速要远为重要得多。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系统评价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不对宏观经济状况进行总体性的评定和重新调整，或许我们将会在全球经济大转型的新一轮浪潮中丧失掉原有的竞争优势。

世界经济发展迄今，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业已宣告终结。从技术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谱系来看，建立在技术研发和制度安排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才是最具竞争力的增长模式。如果这个基本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下面几个问题就应当成为当前我国在面对全球经济大变局的背景下进行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时候所应当关注的方向：

第一，高速增长的房地产龙头产业模式业已不可维系，让房地产回归理性轨道而不是任其一味绑架中国整体经济运行逻辑成为当前最为重要的抉择。或以为房产价格的回落会成为中国经济增幅降缓甚至是中国经济进入危局的重要诱因。此论大谬。房产价格的极度不合理，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增长的最大隐患：房产价格绑架了金融业，制造了银行业的普遍道德风险；房产价格的一路高扬导致了中国经济整体原创力的不足，房地产所带动的产业领域延续着一贯的粗放模式，大量夕阳产业成功地恢复生机，导致了社会投资方向的整体性方向偏差，使得需要社会投资的原创产业整体枯萎；房产价格的居高不下导致了中产阶层的耗散性消失，导致了中国经济产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资源的大量流失。如果将房地产行业的产能和消耗释放到整个社会中去，那么，我们迄今孜孜以求的拉动内需才有可能得以真正形成，其他相关的经济产业也才有可能在产能释放的基础上得以勃兴。

第二，着力消除横亘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巨大不平等，带动中国产业的全面升级，营造健康的经济结构性构成。成功的市场体系是由不计其数的中小企业构成的，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健康程度的重要指针。由于存在着对“世界500强”的误读，又由于之前所存在的对民营企业固有的歧视，伴随着国有企业，尤其是一批重点扶持的国有巨型企业在世界500强榜单上的频频亮相，国内的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恶劣，大批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倒闭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影响所及遍及就业、产业、金融等领域，江浙一带大量地下钱庄的泛起，吴英神话的破灭和死刑宣判，毫无疑问应当引发我们对于究竟是做大做强重要还是建构更为优渥的企业生存环境，促进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从而为中国产业结构的合理配置奠定坚实基础更为重要这样一个问题的反思。

第三，持续长达30年之久的资源消耗型经济结构应当予以终结，建立在强大的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基础上的新型经济发展格局理应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真正引擎。30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固然可喜可贺，但其基础显然并不足取。建立在对固有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基础之上的经济增长随着资源消耗的加剧业已难以为继，而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固有资源往往成为国家战略资源，使得跨国资源消耗的谈判和交易成本进一步上扬。在此语境中，如果不扭转这种资源消耗型经济结构，未来危机究竟有多大，未可预知。当今世界的重要经济成就往往起源于知识产品的堆积和创造性地利用，我国业已趁此东风提出了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此目标当可成为我国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最有效推动力量。美国、日本等国在经历了房地产领域的低迷之后其经济主体框架仍然存在，并且迄今其经济发展并未出现根本性危局，其奥秘恰恰在于此。

第四，产品外销模式应当转变为优化国内消费模式。国内经济发展的格局长久以来一直依赖于产品外销并在此基础上囤积起大量的外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实体经济回归的趋势，在这个大趋势下，建立在低人力成本优势基础上的中国低端产品制造业将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而与此同时，国内需求严重萎缩的局面并未因此改观，无论是用在生产端还是消费端的货币资本严重不足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此情景中，优化税收结构，实现真正的藏富于民，才是中国经济发展所能够得以长期持续健康的根本宝藏。当前所运行的高度仰赖国外消费刺激和产业结构下沉的方式，在全球实体经济回归的浪潮席卷之下，将会压缩国内既有的成熟的产业发展空间，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的中小企业关门潮已经是殷鉴不远了。如果不注重国内消费市场的建立，那么，在这个实体经济回归定型化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将何去何从，则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思考的问题，它将会成为引发中国经济危局的重要动因。

第五，抑制通货膨胀的发生路径。由于实体经济主要依赖于房地产的带动，又由于本国产品在国内流通环节停滞的时间过于漫长，同时也由于在交通运输环节的成本积压以及来源于制度设计上的固有缺陷：粮食等基本生活必需品迄今仍然由极少数优势企业进行控制，市场定价权被集中垄断行使，2011年CPI在国内一路上扬，带动了国内消费指数的剧烈攀升，宏观广义货币发行量的控制模式已经成为饮鸩止渴之举。中国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不在市场而在于制度设计，如果不能有效消除流通环节对基本消费品的价格掠夺，未来中国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的矛盾性存在将会成为危害经济健康发展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