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经济结构调整做文章

围绕经济结构调整做文章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开始遭遇拐点，一个新的经济周期出现了，并将视各国情况，陆续展开和深入。2008—2010年，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危机初期阶段，由于各国此次采取了较一致的救助行为，而及时阻止了危机在短期出现大面积深度经济创伤。但是，这样一个源自超大经济体的由结构性问题导致的危机，是不可能依靠短期措施而一劳永逸地解决。现在危机进入了第二阶段，即扩散和演化阶段。各国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中长期对策，并经历一段难熬的经济停滞或衰退过程，逐步解决结构性问题。

2011年国际经济的主线围绕着欧债危机，2012年，风险因素将更多。值得关注的除了欧元区是否会解体之外，美国的债务危机可能浮出水面，同时，由于美国进入总统大选年，会带来更难预测的国际政治因素的冲击，产生对中国不断增大的外部压力。“做空中国”的冲击可能比2011年更甚，出现贸易壁垒、反倾销、境外投资回撤、金融资本市场卖空等问题。

笔者认为，欧债问题有可能趋缓。欧盟有可能改弦更张，采取较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在大选年一般倾向于全力促进经济增长，也可能在上半年推出一些短期刺激措施。而其他地区，因担心全球经济下行和通缩，都在逐步转向降息等增加流动性的政策选择。中国提出的“稳增长”可能需顾及其他经济体的变化，适当调整货币政策，形成稳健偏松的格局。但是，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会力争按照“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重点放在农业、水利以及在建的基础设施，新兴战略产业、服务业和县域城镇化、保障房等方面。

面对这样一个以“经济结构调整、转型”为主旋律的一年，实体经济会产生结构性分化调整，金融业需要适应这种变化，并为此提供所需的资金支持。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影响是人民币国际化。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回流渠道，在人民币QFII、人民币跨境直投等推出之后，基本形成了与国内金融环境隔离的完整体系。预计会不断扩大规模，在香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各种尝试。境外人民币市场的储备规模目前仅有6000多亿元，但自2011年9月份开始仍出现了境外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境内人民币汇率产生了影响。2012年，停留在香港的人民币应会超过万亿元，届时，因境外市场波动对境内人民币价格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可以考虑尝试放宽汇率波动幅度，进行汇率市场化的可控试验，做一些汇率改革方面的有益探索。另外，境外人民币债市也可能扩大规模，对于利率市场化，有助推作用。

银行和证券作为金融业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将是一个“危”“机”并存的一年。所谓“危”，对银行业而言，诸如政府融资平台债、房地产开发贷款、部分受金融危机冲击企业的贷款以及影子银行、民间高利贷转移损失等，如果处理不当，容易造成部分银行出现经营困难。对证券业来说，A股的制度基础和监管都需要改革，市场环境需要清理，而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力度不能放松。无论银行还是券商，都面临着资金供应上的压力，如何通过自身创新，引导资金的合理和有利配置，是一个重大课题。

除了支持国家重点项目和国有企业之外，如何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大、更实际的支持，是摆在金融业面前的潜在之“机”。监管部门明确提出在增加资金扶持的同时，不要给中小企业增加负担。而且，利率市场化已经开始摸索起步。银行必然面临着息差的不断缩小，传统银行业务不仅利润率会不断下降，也无法满足企业对服务的需求。鉴于A股市场容量和股权融资本身的一些局限，企业需要更多的直接融资产品和渠道。因此，银行需要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并通过产品创新，推出综合性具有风险补偿特点的服务，以弥补传统业务因竞争而减少的盈利。预计国内债市将会有长足发展，各种固定收益类产品大量推出，这个领域对于银行和券商都是一片蓝海。在这个领域，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将成为金融业一个重要的新的利润增长点，也是从业者必争的战略高地。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香港资产管理从业者，资深战略和资本市场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