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在冷静与热情之间行走

2011，在冷静与热情之间行走

希腊公投与欧元区危机

公元前9世纪，斯巴达英雄“利可古斯”创立了斯巴达宪政，建立了一个正式且稳定的公权体系，这一制度延续了800年，大多数人都将其视为人类民主的起源；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祭祀“阿里翁”在表演酒神颂时，临时编了几句唱诗，以回答歌队长的问题，便由此诞生了人类戏剧。这两件事，都在告诉我们，希腊不仅是民主，还是戏剧的发源地。2011年，就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民主的戏剧。

10月31日，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突然宣布把欧盟救助方案交付希腊民众公投。这一意外的决定立即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掀起轩然大波。欧洲和美国股市次日全线下挫，欧元对美元汇率也应声下跌。

仅仅过了48小时，在各方压力下，希腊紧急收回公投动议，虽然避免了成为欧元区崩溃的头牌，但其影响相当深远。正如《纽约时报》社论中所说，希腊丢出“公投手榴弹”，彻底浇灭了全球市场年底反弹或是企稳的希望。

进入2011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一直在说：如果欧元失败，欧洲就会失败。到了年底，希腊“公投风波”匆匆收场，意大利国债收益率突破7％，法国遭遇标普降级“乌龙”，欧元区国家开始连锁跳入危机漩涡。暴风雨似乎真的就要来了。

实际上，欧元能够存在的前提，就是欧元区各国的自律。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重大谬误：即认为货币联盟可以独立于政治一体化之外单独存在。但是像“欧猪五国”这样的国家政治制度决定了，只有服从于国民高福利要求的政党才能当政，而其国民也不会为他人债务承担任何责任。

每当你对那些自己无权解决的问题承担责任，你就有可能面临信誉危机，这又可能损及你所拥有的权威。欧洲领导人以为自己正在调集资源，与市场打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他们必败无疑，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永远找不到足够的资源来击败市场，还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在与现实抗争。

占领华尔街与美债危机

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今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新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没想到此书出版不久，一些美国示威者在华尔街就支起了帐篷，紧接着在全美范围内，起而响应的城市有特伦顿、新泽西、费城、诺福克、芝加哥、圣路易斯、休斯敦、圣安东尼奥、奥斯汀、纳什维尔、波特兰、西雅图、洛杉矶、坦帕湾和华盛顿。

抗议者们开发了一种政治表达的新形式，把对苦难的叙述用和平的、幽默的甚至狂欢的方式来装载，每一个人都把“99%”作为他们的Logo。在这面旗帜下，他们持续向不特定的人群开放，接纳新成员。

从这点来看，“占领华尔街”运动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激发了美国很大一群底层人民的热情以及让他们相信可以改变些什么。他们终究会离开广场，并且可能没有达成任何具体目标，但只要他们把改变的火种带回去，继续去思考、辩论和行动，就能时刻提醒这个国家，“不要走错了方向”。

让我用几百个字，说清楚美债危机，着实不容易。可今年网上流传的一段《5分钟看懂美债危机》的视频却做到了。视频告诉我们：说有个山姆大叔，他有一堆债要还，每年大概有4万亿美元，而他每年的收入大概刚刚2万亿美元多一点，为了弥补差额，他就继续借钱。现如今，山姆大叔已经欠下了14万亿美元债务，这相当于他一年的GDP。与此同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切让山姆大叔看上去更有钱而放债的人们更贫穷。当人们意识到，不管是两个月还是两年，山姆大叔总有付不起钱的那天，那时候还指望着他还钱的银行、投资者、外国政府也就没有钱了，这终将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于是美债危机便爆发了。

其实，美国游戏规则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全球拖入惊涛骇浪之中，美国则安然躲在诺亚方舟之上。由此看来，美债危机对全球或是一场噩梦，对美国恐怕只是做了一次过山车。

乔布斯辞世与金正日逝世

10月5日，不知道多少人，将自己的iPhone、i－Pad、iMac的桌面换成一张乔布斯的黑白照片，且下面附着一行小字“SteveJobs（1955—2011）”。

因为乔布斯，《时代》杂志30年来首次放弃已经印刷的杂志，重新制作封面；因为乔布斯，《商业周刊》放弃了原有计划，出版了没有广告的68页特刊；因为乔布斯，《连线》网站撤掉了所有广告，首页变黑；因为乔布斯，苹果的最大竞争对手谷歌，在搜索引擎首页写下了他的名字和生辰。

“我愿意认为一个人在死后有些什么依然存在。如果你积累了所有这些经验，可能还有一点智慧，然后这些就这么消失了，这么想会觉得奇怪。所以我真的愿意相信会有些什么留存下来，也许人的意识会不朽。”乔布斯做到了，他留给世界的这句谢幕词。

2011年，坊间流传着一个段子：上帝想看日本AV了，带走了饭岛爱；上帝想看《蜡笔小新》了，带走了臼井仪人；上帝想听歌了，带走了迈克尔·杰克逊；上帝想用iPhone5了，带走了乔布斯。那么，天堂年根儿底下又缺什么了，上帝要带走金正日？答案显然不是，最高领袖。

就在2011即将走到尽头的日子，我听见了朝鲜电视台女主播，用惯常铿锵有力的腔调宣读着一篇题为《先军朝鲜的今天和明天》的社论：金正恩正在英明领导朝鲜军队和国家的所有工作。全体人民军官兵坚定了“用生命捍卫以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念，全国所有党组织都在一心一意并全力支持金正恩的思想和领导，全党都在金正恩的唯一领导下灵活运转，革命和建设也正在按照他的意图得到有力推进。

一切，那么的似曾相识……

PM2.5与德班气候大会

为了保障美国外交人员的身体健康，或者其他我们不知道的原因，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朝阳区秀水北街3号院里安了一台空气质量检测仪器。在11月的某一天，这台机器“爆表”了，它检测到北京空气污染指数超过了最高500的系统上限，到达了522，而500意味着“Crazybad”（令人疯狂的糟糕）。

但这事没完，就在美国人惊呼“Crazybad”的同时，中国政府的官方数据却显示北京市的大气质量仅仅是“轻度污染”。巨大的落差让普通民众对生存环境早已脆弱的信心，再次受到了致命性的打击。这个过程在微博的介入之下，很快地将PM2.5捧成年度热词，也引发了无穷尽的“口水仗”，最后逼得政府拿出了一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同意公布PM2.5监测数据，但时间点却定在了2016年。

南非德班气候大会闭幕前几个小时，德班气候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怒了。

他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展，我们要消除贫困，我们要保护环境，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你们还没有做到，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给我讲道理？”

显然，解振华口中的“你们”指的不仅是为了免遭140亿加元惩罚，急忙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加拿大，还有自始至终就未曾签署《京都议定书》的美国。

不过，中国代表团团长的拍案而起，仅仅是得到了一阵掌声，并未取得更多实际功效。在大会主席马沙巴内说完，“谢谢，再见”之后，德班气候峰会草草收场。而会议做出的决议，就其本身而言，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几乎毫无用处，各国并没有就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做出任何新的承诺。

毕竟，眼下正值6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协商一项旨在抗击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而言，算不得什么良辰吉日。

卡扎菲之死与阿拉伯之春

1969年，27岁的卡扎菲拥有那个时代革命者的经典形象———面容俊朗、短发、意气风发、时而展露沉思的一面，与今天的黎波里街头浴血冲杀的年轻人一样。

在当时，他以埃及的纳赛尔为榜样，以阿拉伯世界统一富强为理想，通过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得到了众多国人的拥戴。但他从来没有谦虚地俯身问下人民：你们又是怎么想的？他用一个狂人的脑袋，代替了人民的意愿。最终，岁月和权力的侵蚀，使他变成了一个面皮浮肿、举止怪异的老独裁者，以横死枪下，了结一生。

8月3日，83岁的穆巴拉克乘埃及军用飞机自沙姆沙伊赫国际医院抵达开罗，随后被4名法警用担架抬入法庭，躺在床上受审。床外环绕着的，是一座冰冷的巨型铁笼。这位叱咤埃及政坛30年的顽固独裁者，将面临滥用职权、贪污腐败、下令枪杀示威者等指控。一旦罪名成立，他最高会被判处死刑。

能够将卡扎菲和穆巴拉克两位暴君联系起来的，是一场贯穿于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新年伊始，从突尼斯吹来的一朵“茉莉花”，像一块倾倒的多米诺骨牌，迅速传递到了也门、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巴林、沙特、约旦、利比亚、叙利亚……整个阿拉伯世界相继进入政治大变局，正应了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的预言：在21世纪头20年，阿拉伯国家的青年人口达到顶峰，未来将充满更多的不安定因素。

毫无意外，美国《时代》杂志将2011年“年度人物”颁给了阿拉伯“抗议者”。幼稚的华盛顿政客甚至盘算起如何拿到一手好牌：叙利亚和伊朗政府倒台，被更加温和的政权取代；以色列安下心来，同意建立和谐的巴勒斯坦国；埃及局势稳定，成为繁荣的民主国家；心怀谢意的利比亚人，将确保石油供应不间断；具有合法性的也门新政府，开始着手打击基地组织。

然而，随着年底伊朗局势的不安，埃及爆发的二次革命，宣告了真正的“阿拉伯之春”还远没有到来。

贝卢斯科尼下台与普京参选

在意大利语中，最危险的一个词是“simpatico”，意思是和蔼可亲、惹人喜爱。但这个词有时也用来形容某人摆出一副存心引诱他人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并非总是无害。

用这个词来形容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再恰当不过。在多数意大利人眼里，他集合了意大利民族最棒的优点和最烂的缺点。他爱子女，经常谈起母亲，懂足球、会赚钱、喜欢新房子、讨厌清规戒律、爱开玩笑、有时会冒脏话、迷恋女人、喜欢开派对、纵情狂欢到了过分的地步。

正是这些，让贝卢斯科尼嘴边总是挂着这么一句话，“没人可以取代我的地位”，这句话或许在之前17年都没错。但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意大利即将成为欧元区内比希腊更致命的定时炸弹时，贝氏便从“嗨药”变成“毒药”，而他在欧盟峰会上的睡姿只能加剧意大利人对他的厌恶。

面对这一切，贝卢斯科尼选择了向总统纳波利塔诺递交辞呈，然后从边门低调离开，只留给国人一张情歌专辑《真爱》，歌中唱到：“请留步，给我你的心。”

在欧洲政坛上，比贝卢斯科尼还吸引眼球的人物没几个，普京算是一个。前些年一首红遍俄罗斯的歌中就曾唱到，“嫁一个像普京一样的人，一个像普京强而有力的人，一个像普京不会使我伤心的人，一个像普京不会舍我而去的人。”然而，随着年关将近，昔日俄罗斯的国家“恩人”，却遭遇了空前的大麻烦。

12月4日的第六届俄杜马选举，普京所在的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仅为49.54%，比2007年下降了14.76个百分点，席位则减少了77个。紧接着，选举舞弊的传言诱发了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人们公开要求普京下台。

尽管这样的抗议，可能阻碍不了明年普京回归总统宝座，但是，克里姆林宫正在失去大批知识分子和名士的信任，正在失去一部分曾经支持普京的青年的信任，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民众的信任。显然，他们对于要不要再给普京为所欲为6年时间，换取社会稳定、经济免受危机冲击的回答是：“谢谢，不了。”

伊朗外交风波与伊拉克战争结束

伊朗畅销书排行榜上，有一本名为《我的叔叔拿破仑》的小说高居榜首，该书的第一句就是：“这是斗鸡眼的英国人干的。”

11月29日，数百名伊朗示威者冲进了英国使馆大楼，打碎玻璃、砸毁办公桌并焚烧英国国旗。打还是不打？英国率先发难，宣布驱逐全部伊朗外交人员并将英伊两国外交关系降级，欧盟也随即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就连日本也发出了微弱的抗议声，似乎全世界都在等美国一声令下。

不过，就在美国表态之前，伊朗延续一如既往的强硬作风，先是公开展示被击落的美国无人机，接着又搞了场纵深2000里的海上军演。这场军演，从波斯湾，到霍尔姆斯海峡；从亚丁湾，到阿拉伯海；出动了军舰、潜艇、侦察机、战机、无人机、岸防导弹、小微快艇，当然还少不了反舰导弹。

伊朗亮出了王牌，美国显然还没准备好。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随后明确表示，由于面临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对伊朗动武。这个“万不得已”在近期估计很难出现。最终，英国只好向伊朗索赔100万英镑，来修补被撕成两半的维多利亚女王画像。

8年零9个月之前，小布什宣布了对伊拉克的“斩首行动”，如今，在同一张办公桌后面，奥巴马发表了伊拉克战争结束的演讲。当最后一名美军悄然从艾德营地撤离的时刻，连衣袖也没有挥一下，更别说带走什么云彩。这场美国近代史上最长的战争，这场近代国际关系领域最具争议的战争，便如此收场。几乎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的确有些奇怪。

根据伊拉克遗体统计机构的数字，伊拉克战争花了美国近万亿美元，送了近6000个美国同胞的生命，残了数万美军人员，杀了逾10万伊拉克平民，造就了数百万伊拉克难民。把一个曾在世上最富裕的国家搞得遍体鳞伤。美国得到了什么？伊拉克得到了什么？

当然，美国会说，这场战争给伊拉克留下的最大政治遗产，就是建立了“民主政体”，打造了“整个地区的样板”。但12月22日清晨，巴格达街头的一连串爆炸声，让美国人的自夸彻底变成了笑话。

卡恩性丑闻与世界新闻报关张

“没有哪部参赛影片能有斯特劳斯·卡恩事件这么吸引眼球，”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卡甘斯基说道，“现实比电影更给力，这一事件拥有所有能拍摄成电影的元素：政治、风流、精神和心理分析。”

如果把时钟调回2011年5月14日夜晚，相信住在纽约曼哈顿索菲特酒店2806号房间的卡恩，一定不会去逞那6分钟的快感，而是安心准备两天后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元区财长会议的主题发言。

然而，一切都无法挽回。当岁末将至，卡恩现身中国一家网站举办的一场国际经济论坛的时候，他已不再是那个受过精英教育且获得广泛赞誉的IMF主席，而是一个镁光灯下万众瞩目的小丑。人们根本不关心他讲了哪些帮助欧洲摆脱债务危机的话，连清华大学经济学家李稻葵对他的提问，都变成了“过去几个月经历的事情，是否是一场阴谋？”

2011年7月的第一周，对于默多克而言，本应是美好的一周。卡梅伦政府已准备批准，新闻集团以逾80亿英镑完全控股英国天空广播公司。交易完成之后，默多克最终将事业转交给儿子詹姆斯·默多克所需的一切都将准备就绪。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老默多克收看自己的天空频道新闻时，却看到另一份自己精心打造的媒体《世界新闻报》，正因为窃听被绑架的13岁女孩米莉的语音信箱，并制造其依然活着的假象而引起全民公愤。这最终导致一份已畅销168年的周末小报瞬间消失。

当然，《世界新闻报》留下的空白必然会有其它报纸来补充，但替代者很难达到它的高度，没人能像它们那样生动、廉价、厚颜无耻却能贴心地满足读者的种种黑暗欲望。《世界新闻报》离去了，名人与公众的隐私却并不见得由此获得安全，因为，不择手段现如今已成为媒体乃至社会的一种行为规则。不信，你就问一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