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水岭之年大手笔改革步步惊心

分水岭之年大手笔改革步步惊心

1998年，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都经历了大风大浪，但是，历史的脚步从未停歇。

成立于1953年1月的中外代公司发展到1998年，业务在国内市场占有60％以上的份额，并已由单一船舶代理发展到货运代理、客运代理、集装箱代理、空运代理及国际多式联运业务，发展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代理系统。这是中国企业的骄傲。

1998年3月19日的全国两会，朱镕基率新政府成员慷慨激昂地讲了这样一段至今令后人不时回味的话：“这次人大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的艰巨，同时非常的惶恐，害怕辜负人民群众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闯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形容凸显了中国改革的艰巨性，也正是在1998年，中国经济再次面临严峻考验。挣扎于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带来巨大灾难的中国企业已经伤痕累累，夹缝中生存的国有企业又面临着更大的冲击以及更为不利的态势。一轮轮金融海啸的巨大漩涡使久藏于国企的深层矛盾和种种弊病暴露无遗。

所有的一切宣告着：国企改革攻坚战的号角必须吹响了。彼时，新任总理朱镕基在1998年1月1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做了一个几乎是天方夜谭的大胆承诺：在任期四年内完成3件事情，一是力保人民币不贬值；二是激活经济，启动内需；三是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为病入膏肓的国企打入“强心针”。

山穷水尽“扩大内需”开启又一村

金融大鳄索罗斯在东南亚资本市场上制造的硝烟浓雾弥散的时候，亚洲各国已如惊弓之鸟，一片的风雨飘摇。人民币的贬值与否成为了世界银行香港年会的重大议题。当朱镕基的“中国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承担稳定亚洲金融环境历史责任”话语一出，与会领导如释重负。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展现出大国的风范和担当。

而发生在长江流域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所冲走的2551亿元的直接损失似乎为此时已经步履维艰的中国经济又压上了一个重重的行囊，全国人民齐心抗灾的镜头深深烙在了每个中国人的心头，这一年，香港爆发了禽流感，在特区政府果断的行动下，半年后病毒停止了蔓延。不久，索罗斯又发起了对港币的狙击战，香港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全力营救下，与国际炒家直接对抗并大获全胜。但是，国内经济已经再也经不起任何风霜。面对日趋冷淡的消费行为，急转直下的经济形势，所有的出路似乎都已被堵死，唯一可行的就是自救———启动内需。全国居民5万亿元巨额储蓄能量的释放必将催活沉寂的市场。于是，一个大胆的举措应运而生了———实行了四十多年的党政机关的福利分房制度终于寿终正寝。在央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以及国务院《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两个尚方宝剑的一路庇护下，中国开始了此后十余年的房产热生涯。

房地产的复苏，带动了与其相关的建筑行业、冶金材料行业经济的大幅增长。家庭需求的味蕾被彻底激发，大量的企业投入到此番投资扩张的浪潮中来，循环往复的效应为国有企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资本金，人民币站住了，国企活了。

“抓大放小”国企脱困路在何方

就在1998年两会结束后不久，总理朱镕基签署了一个看上去很荒谬的计划，中国政府同意全球胶卷业的老大———美国柯达公司对中国胶卷工业实施全行业收购。根据协议，中国胶卷业的7家企业将全部与柯达建立合资公司，柯达承诺投入10亿美元资金，同时把世界一流的感光技术带到中国。这个轰动了国际商业界的空前绝后的协议被称为“98协议”。

而此时的柯达用极尽苛刻的条件几乎堵死了他的竞争对手对中国市场的蚕食之路：“三年之内，不允许任何国外的竞争对手进入中国市场”，这条附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一定的行业垄断作用的同时，他的竞争对手，富士、爱克发等这样的胶卷大头全部被闭之门外。

感光企业的现状是那个时代中国国有企业最典型的缩影。面对着行业内大量的资源重置，人力资源严重冗余，盈利无望，持续亏损的现状，尽快改善国企的生存状况，全面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成为了当时摆脱困境的一个非闯不可的火焰山。

焦头烂额的柯达与走投无路的中国胶卷业的跨国联姻完美地诠释了何谓“险棋制胜”。在1998年春晚歌曲《相约98》的歌声中，柯达的“98协议”终于尘埃落定，两个破天荒计划的制定者用一种火箭冲力的方式将两个企业的技术完美整合，完成了一个几乎需要三四十年才可以达到的效果，缔造了中国由计划经济到社会经济再到市场经济转型绝对典范的“柯达模式”。

新政伊始，所有改革都是希冀在既定的“棋局”内按照套路解决问题，而最后，为扭转形势，不得不破茧而出，盘活出路。

1998年是国企脱困三年的第一年，但人们并没有迎来万众翘首的开门红，国企经营效益的持续下滑成为了当时萦绕在人们心头的最大现实。管理层利用外资来促进国企改革的深化，融资的力度正在不断加强。政府也不断地给重病之下的国有企业诊断、送药。“国退民进”的步伐也在潜意识中加快了。

“压锭”打响“第一枪”国企盈利“手可摘星”

统计数据显示，到1997年底，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的16874户大中型工业企业，亏损6599户，亏损额达665.9亿元，涉及的资产总额为12512.3亿元，占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总资产的21.7%。负债总额9996.4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全部负债的28.8%。

于是，加大压缩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工作力度成为改革进入深水区的第一个动作。

上海率先敲响全国“纺织压锭第一锤”。首批12万落后纱锭实现压锭销毁，从而拉开了纺织行业打响脱困攻坚战的序幕。这几乎是一场破釜沉舟的改革，共压缩淘汰512万落后棉纺锭，超额完成压缩480万锭的任务，分流安置下岗职工66万人，超额完成分流安置60万人的任务。国家对国有企业采取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等扶持政策，使资产负债率从1997年的77%下降到73%。

同时，针对煤炭、冶金、建材行业生产总量过剩，市场供过于求的状况，国务院采取组合拳重磅调整经营结构。其中，对亏损超过5000万的煤炭亏损大户，逐个调查，分析原因，积极指导，采取有力措施，实现扭亏转盈；首钢下转岗分流18500多人，减人增效3100万元，武钢精简机关人员，实现从5140人到930人的完美“瘦身”，重钢通过削减冗余，使人均产钢达到100吨的水平，累计节省与其相关的员工工资及附加费共计1.16亿元。

彼时，军队、武警、党政机关和政法机关将停止经营了近半个世纪的企业，与经商彻底“绝缘”。而就在军、政、机关与所办企业限期脱钩的余音未了之际，备受社会关注的最大国企资产重组———中国石油天然气、中国石油化工两大集团公司宣告成立。这是政企分开的最大实例，也是中央战略性改组的大手笔之作。他为国有企业自主决策、自主经营和参与和平竞争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经过1998年辛苦艰难的探索与改革，列入脱困名单的近7000家企业中，近40%通过兼并、破产、关闭的方式脱困，银行承担了1900亿元的呆坏账处理，此外，还有总规模在一万亿以上的不良贷款债转股，减少国企负担数百亿元，而这一切换来的是国企利润22倍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