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部做建筑

我在西部做建筑

“西部”这个词，通常令人联想到的是辽阔、苍凉、大漠长河等等，或许还加上从美国牛仔片那儿引进的某种气质，而我长期待着的蜀地，这个享乐主义的安逸平原，真的属于西部吗？———然而是的，四川确实是在“西部”所属的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内。

我和我心目中真正的西部的确也有过一段缘分。

西藏的斜墙

藏胞自古以来的娱乐生活是围着火堆跳歌庄舞，男欢女爱，在一年一度的集会上骑马打枪扛石头，人家的群众艺术根本就不一定需要花那么多钱盖一片那种房子。我们这些自作聪明的人塞给人家一种自以为是的生活，而人家就那样生活！从此我知道了建筑设计的要旨并不是设计建筑。

1984年，我已分配到成都市建筑设计院，还没有完全适应从学生变为国营单位小职员的沉闷生活。伏案制图的老工程师透过汗衫耸起的肩胛骨，使我心头涌起一阵阵莫名的恐慌。突然有一天，听说院里正在组织人员要去西藏。西藏各地有43项建设工程要赶紧完成。我们设计院分到了其中两项：那曲饭店和那曲群众艺术馆。

那曲在羌塘，羌塘在藏北，藏北就是藏羚羊跑动的地方，令人神往。我报了名，积极得很，生怕去不成。后来我才晓得，真正的形势其实是生怕我不去。当时我主要的长处是好像什么都不怕，另外也还能画一手水粉渲染图。

那曲海拔4700米，因为缺的主要是氧气，所以缺别的就不算什么了。好些人被选中，选中的人也多有“火线入党”的决心。我那没来由的积极不光是父母有些反对，在单位里也显得颇为可疑。据说某领导提醒说，这个人，要看见他上了飞机才放得下心来。

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习惯于在四川盆地稠厚的云层下还觉得是个晴天，突然看见天上面的蓝天和云上面的白云，我兴奋异常，一反常态很快给父母写了封信，其实主要是想说这些云，当时我哪里懂得父母的担心。多年以后，我陪儿子第一次坐飞机，他皱眉望着舷窗外说小云在大云里面洗澡。突然涌出的回忆令我心里一步踏空，怦然作响。

在一片无遮无拦无红线的草原上修房子，我有点不着边际。没有任务书，只好乱想想，翻翻资料集。最后是根据土围子的启发，用一堆房子围了大大小小一些院子。我一直没有亲眼见到那房子修成后的样子。1987年我专程去看，但那一片正在闹鼠疫，从当雄就封了路。听说最好看的是主体上面一些倾斜墙造成的光影。倾斜墙？看过照片我才知道其实是我画错了，斜墙和直墙有一个未曾料到的胡乱交接。那房子最高处也就两层，但诗人马丽华当时认为是“月光下壮丽的大厦”。那房子风光了一阵，后来听说成了设计中没有考虑过的“歌厅”。再后来，听说院子里面主要是挤满了避风的羊。生性敦厚慷慨的加措———第一任馆长，后来给我写了封不留情面的信，痛批了一些想当然的设计处理，因为他的宽厚，也因为他的耿直，我们是一辈子的老朋友。

藏胞自古以来的娱乐生活是围着火堆跳歌庄舞，男欢女爱，在一年一度的集会上骑马打枪扛石头，人家的群众艺术根本就不一定需要花那么多钱盖一片那种房子。我们这些自作聪明的人塞给人家一种自以为是的生活，而人家就那样生活！从此我知道了建筑设计的要旨并不是设计建筑。

一夜突变

从上海转道南京的列车上，窗外的景物纷纷向我诉说关于建筑的事情。我拍了很多照片，现在看起来图像不清、动机不明，但从此以后，用同行的何多苓、翟永明的话说，我“一夜突变”，成了建筑人。

1989年到了新疆塔里木盆地，因为那里发现了大油田，设计院不知怎么成了石油城的设计单位。石油城到底建在库车还是库尔勒，需要做个决定。一位原已准备辞官回乡的常州来的市长，看见了库尔勒的大好希望，倾其全力接待：早上起床就要喝酒吃肉，四两一串的羊肉串中间那块肥的最香。博斯腾湖里坐快艇，钓不钓得上来中午反正都吃大鱼。大姑娘小姑娘载歌载舞，心怀不满的维吾尔小胡子男青年走了又来。腰上拴着铜链子，我从盘旋的直升飞机肚子上开的门往下看，一些斑斓的色彩，一片晕眩。石油城就定在库尔勒了，几年间，设计院在那边设计了半个城，我的任务是一个文化中心的设计。

我们被关在库尔勒郊区一个招待所里做设计。漫长的白昼，下班时间过了好像都还剩一个白天，成天趿拉着拖鞋，有事画图无聊了也只好画图。一盘磁带反复放，罗大佑的恋曲听得都进入新陈代谢、欲罢不能了。像大多数建筑师一阵一阵迷恋某种形态那样,也许是肥美的曲线看多了。我迷上了椭圆,死活做了个椭圆形大厅,把合作的同事们画惨了。后来听说它并不好用。幸好这一次我观察并体会到当地居民对户外集会活动的喜爱，在那个大厅外附加了一个室外剧场。据说倒是这个附加的户外空间比较受欢迎。建筑师在设计前应该尽量删除自我，观察现实。这个建筑我仍然没有见过，开工时我已离开。完工后留守的同事拍回来一叠迷迷蒙蒙的照片。

上大学之前从来未听说过“建筑学”，填志愿时连“仓库保管”和“皮革处理”都填了，无非也就是一个知识青年想跳出农村找个工作。毕业10多年间，主要的精力和兴趣都没放在建筑上，由我主持设计的两个建筑远在边疆没有见过，我想，从未经历过图纸变为物质的那种撼动，也许是我总是对建筑提不起兴趣的重要原因。1993年，我已经考虑改行，这时恰逢同学汤桦在上海办个展，我作为朋友而不是建筑师出席。这次活动对我震动很大。从上海转道南京的列车上，窗外的景物纷纷向我诉说关于建筑的事情。我拍了很多照片，现在看起来图像不清、动机不明，但从此以后，用同行的何多苓、翟永明的话说，我“一夜突变”，成了建筑人。

把建筑放在生活里

我现在的工作室空间差多了，不过是普通的商住楼，但好在是在一个生活方便的老社区里，窗口常飘来饭馆的菜香或馊臭。“把建筑放在了生活里”，这是一个老外最近随口说出的观感，它成了我继续在这里工作的上好理由。

又一个十年！以画家罗中立的工作室为开端，我开始了在川西平原的建筑实践。1997年由王明贤发表在《建筑师》上的“叙事话语与低技策略”一文，记录了我当时在乡村完成的几幢房子和一些体会。由于“低技策略”这个概念，好多人认为我当时已经想清楚了方向，甚至有了某种理论视野，其实我自己清楚，我只不过是在处理现实。消极点说是一种挣扎，积极点说是尽量利用现有的条件。所谓“低技策略”，（注意不是“低技风格”）只是一种被逼无奈，将错就错的战术，它并不是高屋建瓴，以亚洲的情况来对抗西方之类的理论运筹，而是匍匐在地的蛤蟆功。

在乡村盖房子自有其乐趣：川西平原，节奏舒缓。“菜花黄，明月东方，日西方。”“活儿比命长。”劳动力亦工亦农，放下裤脚修房子，卷起裤脚下田。我们的工地氛围跟从耕种季节，农忙冷清，农闲热烈，抢收抢种的五月间只有包工头兀自抽烟。工程不大，就那么些人，差不多都认识了。下工地的时候会有人在墙角打个招呼，手上拎个灰刀，脸上脏兮兮笑嘻嘻的。当然，是个甲方都急，但也不真正急成什么。反正不卖，也不向某个日子献礼，毕竟不像城里的房子，是某种强大规则下急吼吼的经济作物或政治作物。散漫是散漫，“明七暗八正九点”，但总是在做，所以总有个完。

1997年，我交了辞职书，使很多同事感到愕然。今天回想起来，我确实相当莽撞，但当时一切情绪都很真实。

我晓得创业十分辛苦，前程未卜。我的第一个工作室在一条仿古街上，三层坡顶楼的顶层，空间很高，只是停车不便，底层二层又是个茶楼，甲方来找我时开始总有接待女郎笑脸相迎，但一听不是喝茶的马上又给个冷脸。我现在的工作室空间差多了，不过是普通的商住楼，但好在是在一个生活方便的老社区里，窗口常飘来饭馆的菜香或馊臭。“把建筑放在了生活里”，这是一个老外最近随口说出的观感，它成了我继续在这里工作的上好理由。

从1999年成立事务所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这里。前头几年，工程都在成都地区，直到2003年鹿野苑石刻博物馆的建成。设计鹿野苑的时候，我已经又积累了一些工地经验。而且，从1998年王明贤组织的“中国青年建筑师实验作品展”开始，上海顶层画廊的“变更通知”、柏林的“土木”展……通过与外部的接触，我也对自己做的那点东西到底算什么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但一切主要还是在于机缘，年轻时候交下的朋友就是你的生态。诗人钟鸣当馆长，在和湘财的陈总选定我担任设计后，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那是你的事了，你对自己负责。”他们和罗中立、何多苓那种倾情投入，共同研讨的方式完全不同，相同之处在于都是最棒的甲方。大营造施工队，虽然当时在土建方面刚刚起步，但公司的头头学过美术，对实现一个高品质的建筑有相当的抱负。建筑的成败取决于社会的合力。有了各方面的支持，在我熟知的平原风景里，这个建筑达到某种成熟度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长年生活工作在一个地方究竟会不会成为真正的限制？我常常想，但不肯定。位处西南腹地，周遭大山环绕的四川是有点封闭，好在这已经是一个交通发达，信息过剩的时代了，真正的困难不在于缺乏交流而在于难以沉淀。“少不入川”，生活在这里，可能会土点懒点，但也因此可能保留一份质朴和从容。从平原中心的城市驾车出去几个小时，你可以经历从湿地水草到苔藓地衣的植物学断层，同时也路过汉、羌地段抵达雪域藏地。从时尚到蛮荒，这种风土人情的清晰剖面可以使人很容易感知一个世界的完整结构，避免认知单一感受贫乏。关于混杂丰富和融汇一炉，火锅应该算是一个象征吧。

玉米的生存策略和稻谷不同：玉米在中部结穗。这样它就既便于承接上部的阳光又便于汲取下面的营养，从而结出一个比挤在顶部结穗的稻谷更大的果实。待在一个中等地区，挨近自然与传统，同时也看得见国际潮流，也许有助于更清楚地了解中国最广大地区的普遍现实，而不那么容易迷失在超大都市流行主题的幻觉里———显然，这是我后找的理由，但也许有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