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意识回归将影响经济发展模式

主体意识回归将影响经济发展模式

市场经济不仅仅是手段

近年来面对市场化改革后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出现的问题，大体有这样几种言说和判断：正统言说是先肯定成绩是主要的，同时承认问题的存在，并承诺加以解决。主流经济学界则有几种说法，一是代价说，认为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二是基本不承认问题的存在，如一些经济学家根本不承认贫富分化的存在；三是改革不彻底说，认为问题的出现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四是动力说，即问题是动力。如大规模外资化有鲇鱼效应，贫富分化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主流经济学家上述几种说法中，改革不彻底应是占主导地位的言说。

目前正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将“市场经济”定义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由于“方式”在汉语中与“方法”的词义基本一致，而“方法”与“手段”在使用上往往可以互换，因此“资源配置方式”的定义事实上是为“市场经济是手段”做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理论注脚。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定义似乎是来自西方经济学，但细辨一下，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概念与我们的市场经济概念是有重要区别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概念强调的是“方式”或“手段”性，实际内含着市场经济的可利用性和可驾驭性的判断。而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概念恰恰强调的是它的自发性和市场对社会主体的驾驭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亚当·斯密才将其称为“看不见的手”。而且清楚地描述了它的驾驭性，即社会主体“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西方经济学认为，正是市场经济的这种自发性和驾驭性才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西方经济学中也没有“利用市场机制的说法”。目前常在中国学术语境中出现的“政府调控”或“政府干预”，往往在理论上被理解为调控市场或干预市场，并认为西方经济学也是这样主张的。这是一个极大的理论误区。西方经济学中政府干预的或调控的对象不是市场，而是经济活动本身。市场是以价格和竞争机制为主体的一套经济运行机制，它是不能调的，政府调控并不是要改善市场机制，而是要改善“市场结果”。这一点被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列为所谓“十大经济学原理”之一。最早系统提出政府干预的凯恩斯学说，主张的就不是干预市场机制，而是干预市场运行结果。原因是单纯的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活动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干预是补市场机制之不足，而不是干预市场机制本身。

对市场经济预估程度不足

中国市场经济确立的过程中，在社会文化、价值观、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虽然意识到了市场经济的影响，但对市场经济影响的预估程度不足，基本思路可能是认为既然市场可以被利用，对其影响就可以较为容易地加以驾驭和控制。可现实的基本趋势是，社会精神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几乎完全被嵌于市场经济当中。这恐怕是出乎市场经济推动者预料的。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历史上空前的艰苦探索，不能将其简单化为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工具化的利用。其探索成功的标准也不是简单的生产力标准。邓小平同志虽然说“发展是硬道理”，但也提出要防止两极分化和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因此，探索成功的根本标准应当是建立一种具有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市场经济，避免使基本劳动群众沦落的社会阶级重构，避免社会精神文化、价值观和思想意识形态复归于传统市场经济的状态，避免传统市场经济对政治生活和政治运作的俘获。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别无他途。

主体意识回归或成转型动力

中国经历了数十年粗放式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和利益格局相对固化，由此决定了这种发展方式已形成惯性。将这种惯性逆转，仅靠经济和技术性操作是不够的，必须有以提升民众尤其是基本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体意识为目的的社会性操作。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市场化改革已经使基本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体意识严重退化。市场化下的工具主义的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使劳动群众曾经具有的社会主体意识基本土崩瓦解，至少是严重削弱。由于社会主体意识的碎片化，以致遇到本质上是社会性的问题只能用“跳楼”这种个体化的方式了结，而主流解读层面对这类事情也只是做个体化的解读。这种社会主体性衰减的社会转型，完全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不匹配。前者无法对后者形成良性推动，发展转型仅表现为政府手段的强推（如一些地方限制电力供应的所谓“倒逼”转型），而缺乏社会主体意识提升所天然具有的助推机制。提升民众尤其是基本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体意识，本是执政党的强项，传统说法就是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这个优势应当重新发扬、充分发挥。为此，还是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重塑劳动群众的主体意识提供基本的制度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为劳动群众主体意识的回归提供精神支持。这样，社会主体意识的回归也会得到有序化、合理化的表达，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动力。

社会主体性的产生是现代社会出现的标志之一，社会主体性的提升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西方资产阶级在其取得统治地位初期，对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体性表达是强力打压的，而随着阶级统治经验的成熟，资产阶级成功地将这种社会主体性引导和调控到资产阶级统治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使这种主体性成为释放统治压力的减压阀，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方式转换提供了社会动力。这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成熟性，这一历史经验倒是颇有教益的。

（作者单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