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占国际市场难免贸易摩擦

访中国法学会WTO研究会理事、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学院教授冯军抢占国际市场难免贸易摩擦

冯军

中国陶瓷业近来遭到大规模反倾销调查

2010年4月22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决定向自中国进口的无缝钢管产品征收最高99.14%的反倾销税

2011年10月6日，欧委会发布公告称延长对我自行车征税5年 CNS供图

“中国加入WTO后，是在符合WTO国际贸易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下来运转自己的经济体制和法律体制的。”11月9日，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中国法学会WTO研究会理事、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学院教授冯军表示，“相对于中国每年出口增速都在25%—35%的数字而言，我们每年遭反倾销的案子占出口总量的0.2%—0.3%，几率并不算高。中国要站在更高的境界上看自己在世界上的发展。”

推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中国企业报》：今年是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整整十年，您觉得入世对中国法治影响最大的方面有哪些？

冯军：入世后，中国法治化的进程大大加速了。很多经济活动在按照WTO的游戏规则做，这个是最关键的。因为WTO本身是以法律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准则，中国加入WTO后，也是在符合国际贸易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下来运转自己的经济体制和法律体制的。

不管是法律、法规、行政规章、政策都应该是公开、透明的。虽然现在依然有一些部门在用所谓的内部文件、保密文件在进行经济的运作，总的来说，和整个经济发展大的环境和趋势是相符的，还是比较透明的。这相比以前更多的“人治”状态，是进步多了。

《中国企业报》：据统计，从1999年到2005年底，中国就制定、修改了《对外贸易法》等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覆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透明度、贸易政策的统一实施等各个方面。您对这个数字的总体印象是什么？

冯军：不只是因为入世，入世前，我们就有很多法律法规需要修改完善。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些，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等方面，应该说比入世前有了很大的改变。

但因为原来的体制形成的结构性问题，并不能由于法律的修改而有根本的改变。比如说，地方政府之间，为了GDP的增长，各省、各市进行省长、市长的竞争，政府变成了市场的一个重要主体，这对市场经济来说最不应该.政府要回归本位，需要做的是制度性安排，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个强势主体把所有的主体都管住。政府应该给真正参与竞争的经济主体提供平台，而不是作为强势主体，想把资源分配给谁就分配给谁，加强市场主体之间的不公平，现在这个问题还比较明显。

创新是全球制胜的根本

《中国企业报》：您认为入世十年来，变化最快的行业有哪些？

冯军：入世十年，变化比较快的行业不少。有一些是变好了，比如说轻纺、汽车等行业；有一些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比如说最典型的是农业，问题比较大，棉花、大豆都遭遇了很大的冲击。

当然，这也和我们的管理制度有关系。拿棉花来说，美国2万多农民，要生产全世界1/3的棉花，我们几百万农民，却生产很少的棉花。新疆、河南一些棉花生产基地，更多的是以国有农场的形式在生产。单个的棉农要跟美国的农场主去竞争，结果是很明显的，我们会败得一塌糊涂。

而轻纺、汽车等行业因为国际化垂直分工的关系，我们有自己的资源优势，通过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的配置，考虑到就业的因素，最初对环境污染比较“容忍”等，尽管产品的附加值不高，我们也情愿接受。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现在我们对这样的发展方式不能容忍了。而要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进行水平化分工的话，就需要大量的专利、科研成果，包括制度的创新。苹果公司的产品能风靡全世界，就是它的创新在引领潮流。

中国像华为这样的公司，我个人认为只是凤毛麟角，不是整个制度创新下的成果，并且，即便华为在不停地创新，也面临着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

不是说政府给谁补贴，谁就能创新，这是一个结构的问题。怎么让创新的土壤肥沃、创新的人才留驻，才是根本的。

《中国企业报》：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企业来说不仅是贸易条件，更重要的是企业制度框架和规范。您认为对企业影响最大的方面是什么？

冯军：前几天我们在日内瓦参加WTO的公共论坛，大部分国家在论坛上也在讨论，全世界没有国有企业赢利的先例。中国在这个方面是个奇迹。

在这方面我个人认为，当政府把资源都给予一个企业的时候，资源本身的配置就是扭曲的，这个主体也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主体。在国内可以靠政府，在国际上呢？当走出去的时候，面临的就是严苛的世界规则。

打个比方，一个球队，如果在国内没有踢得很好，那么它在国际上也一定不会踢好，企业也一样。

国内现行法规不够明确

《中国企业报》：中国参与解决的WTO贸易争端中，有哪些案子比较典型？

冯军：中国现在一共有22个被诉的案子和8个起诉别家的案子，这是从案号上来说的。我们诉人家的8个案子中有7个是贸易救济案；而我们被诉的案子牵涉到什么方面的都有，像知识产权的、服务贸易的、金融信息的等等。我们和发达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存在于方方面面，这大概是和我们在全球垂直分工中的定位有关系。

比如最近的原材料出口竞争案，是欧盟和美国诉中国的案子，大概到今年12月底会有结果。我们诉欧盟的397案，是关于分别税率的，是每个企业都应该享有的权利，欧盟根据自己的先决条件，认为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没有给予中国的企业优惠，我们在争取贸易救济。

《中国企业报》：近年来，中国产品屡遭美国和欧盟反倾销，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这说明了什么？

冯军：跟中国出口的增长相比来说，我们每年遭反倾销的案子占出口总量的0.2%—0.3%，这样来看并不高。

假如大量市场都在国外，大量产品占领国际市场，发生一些国际摩擦也是很正常的。这说明中国企业在强大，在国际上市场的占有率正逐步扩大。现在我们在全球市场上的产品占有率大概是12%，而世界市场蛋糕只有那么大，份额越大，摩擦也就会越多，我们每年出口增速都在25%—35%左右，让人家把市场拱手相让是不可能的，发生摩擦也就在所难免。

《中国企业报》：2012年1月1日是欧盟对全球航空业征收碳税的日子，您对此怎么看？

冯军：究竟在消费领域征税还是生产领域征税是个问题。现在欧盟比较强势，坚持向飞经欧盟的航班收取碳税，但如果全世界的航空公司都不同意，欧盟也得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如果坚持这样做，那么他国也可以对从欧盟飞过来的航班进行反征。

以中国为例，中国现在的外向型经济大概有60%，大部分产品是提供给全世界的消费者的，终端市场并不在中国，我们所排放的碳，是为了给全球市场生产产品，如果向我们征收碳税，要怎么算、怎么征呢？

我为你生产消费品，但还要我承担碳排放的责任，而不是消费群体，这是不合理的，可能还会加剧全球通胀等很多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某一个强势的经济体，在没有征得国际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采取的行动是否能够实施，我有很大疑问。

《中国企业报》：这几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重新抬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还有哪些法律法规亟待完善？

冯军：现在我们的出口量每年增加25%—35%，如果没有贸易保护，这个数字有可能达到70%。中国获得市场的同时，遭受到几个贸易保护案例，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要站在更高的境界上看自己在世界上的发展，要更平稳地发展，而不是只盯着几个案子，这只是发展中的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

总的来说，中国需要更大的世界市场，需要更多的世界资源，中国在未来10—20年的发展过程中，在全球市场占有量会更多，所需要的全世界资源会更多。所以我们要围绕这个来考虑发展的问题，既要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要促进良好的国际竞争秩序。

一些发展中的问题，要采取发展的态度来解决。

至于法律法规方面，我个人认为，现在有些法律过于泛泛，法律是需要有明确界限的，这是现行法律需要完善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