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金融业要先提升软实力

专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发展金融业要先提升软实力

专家表示，国内金融发展要循序渐进，吸取东亚国家尤其是日本谋求金融大国的教训，注重软实力的提高。CNS供图

市场饱和、贸易条件恶化、产品升级压力等因素都增加了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向金融大国迈进的紧迫感。在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席卷世界每个角落之后，如何通过金融体系的强盛，管理好辛苦创造的社会财富，引起了每一个制造业国家的反思。

日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内金融发展要循序渐进，吸取东亚国家尤其是日本谋求金融大国的教训，注重软实力的提高，首先强化金融为实业服务的功能，等时机成熟后再大力推进金融工具的创新。”

中国金融业“价值创造”能力还很有限

中国目前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还没有到位，这影响了我们“价格发现”功能的发挥，而资本账户下自由兑换的管制也影响了我们“流动性保障”和“风险分散”的功能实施。

《中国企业报》：到今年12月11日，中国入世已走过了10年历程。这10年中，中国的金融服务行业经历了什么样的状况？

孙立坚：这10年来，中国在改变自己金融脆弱性的问题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无论从资本市场的市值上，还是银行的资产规模上，无论从金融体系建设的宽度上，还是从我们金融业专业人员数量上，无论从中国金融机构的现代化硬件设施上，还是公众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强度上，我们都已经站到了世界区区可数的金融大国的“第一阵营”。

记得刚加入WTO的时候，很多人担心入世会引“狼”入室，会被“狼”无情地吞噬掉。但是，我们对竞争力高于我们很多倍的外资金融机构的挑战做了充分地准备，所以，即使5年保护期过后，我们依然小心翼翼地控制开放的速度，而且设置了必要的外资准入门槛，所以我们能够与“狼”共舞。

《中国企业报》：相比较“制造大国”的明显优势，中国的金融服务行业可以说还比较弱小，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孙立坚：金融大国体现的是资源配置功能强弱的“软实力”。中国目前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还没有到位，这影响了我们“价格发现”功能的发挥，而资本账户下自由兑换的管制也影响了我们“流动性保障”和“风险分散”的功能实施，再加上我们监管机制的完善程度和实施力度都有限，这也对“信息生产”和“公司治理”功能的正常释放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从而使我们和世界金融大国相比，“价值创造”能力依然十分有限。甚至在如此庞大的国民储蓄面前，我们还不得不继续引进外资，以弥补我们金融体系无法把“资金”有效地变为带动经济发展“资本”的缺陷。

《中国企业报》：近一段时间中国民营企业赴美上市的很多，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年上半年，中国赴美上市企业有超过25家或出现会计问题，或审计师辞职的问题。您对此怎么看？

孙立坚：今天中国很多民营企业走出去，和中国金融业开放程度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因为中国金融体系民营化程度不高，所以即使成长性高的中小企业，在国内“封闭性”的融资环境下，也很难能施展出他们过人的才艺。于是，它们很容易在海外投行和私募基金的帮助下，争先恐后地进入“开放性”的美国资本市场。

其次，很多民营企业到美国上市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获取进入中国金融体系所需要的“光环”。因为能在美国这一成熟市场上市，就等于向国内监管部门和社会大众释放了“我是好企业”的信号，为真正打回中国市场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三，人民币升值加速(利率不断上调)、人民币国际化(国际板建设)进程加快、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不变的大环境下，大量外资流入的态势会越来越强，这对市场在外成本在内、本来就受金融歧视的中小企业而言，更会有压力，所以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开始向海外进军。

但是，如果此时不把好关，结果很可能是先充当了别人赚钱的筹码（先让中国资本推高疲软的美国股市，接着高位“做空”存在泡沫的中国企业，由此获取巨大的价差所带来的暴利），然后再被别人坏了名声而不得不出局。

金融创新不能离开实体经济

一旦金融创新的“标的”离开了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舞台，那么，高收益和高风险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并会严重干扰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健康的市场活力。

《中国企业报》：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在谋求金融大国的过程中，使本国的经济严重受创，至今不得恢复。您认为中国应如何避免类似的教训？

孙立坚：在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中，我们总是看到制造大国向金融大国迈进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无数次金融危机的洗礼。

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缺乏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之间的纽带关系；第二是缺乏金融要素市场健康发展所需要的“软实力”条件；第三是增长方式不匹配。

以日本为例，在日元升值、经济泡沫不断严重的年代里，日本的大型企业纷纷到海外寻找新的生存环境，打破了一直以来企业和银行之间固有的“连带关系”，而这种关系曾被世界其他国家在解释东亚奇迹的成因时反复提到的“主银行体系”。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的银行业一反常态，纷纷利用日元升值的强势去海外寻找商机，但是这次与以往的商业模式不同，日本的银企之间各自为政，从而导致了日本银行业在美国贪婪牟利的投机行为，后来不得不付出惨重损失的代价。而当时留在日本国内的一些金融业务主要都变成了服务于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的投机行为的活动，最后，泡沫的崩溃让日本很多知名的金融机构纷纷倒下，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日本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效率。

当年日本金融危机的教训就在于“软实力”还没有出众的情况下，就开始过快地推进制造业向金融业转变的“结构调整”，从而导致泡沫经济迅速形成和破灭。

由此，必须认识到，一旦金融创新的“标的”离开了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舞台，那么，高收益和高风险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从而日后的金融活动就很可能催生资产泡沫，并会严重干扰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健康的市场活力。

《中国企业报》：市场饱和、贸易条件恶化、产品升级压力等因素都使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向金融大国迈进的紧迫感越来越强烈。在这个进程中中国金融业应该如何作为？

孙立坚：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作为经济发展的后盾，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产品技术的升级就很难实现，企业盈利空间也会因此受阻，就业人口的工资增长和今后可用于收入再分配的税收基础也会受拖累；而且，像欧美成熟市场的国家那样，企业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的资本运作战略就更无法得以成功实施。

再者，要尽快跳出收入水平低下这个影响中国消费水平疲软的困境，也需要我们的金融体系能够发挥像成熟市场那样财富创造的巨大能量。

提高中国金融话语权

中国目前应该加强和大量对美债权国之间的金融合作，把美国纳入进来，增强它与美国在岸市场的开放度和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大大降低中国存量美元资产的投资壁垒，提高中国在海外金融合作机制上的话语权。

《中国企业报》：近期，美国政府一边允许中国民营企业在美上市，一边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尽快开放本国资本市场。您对此怎么看？

孙立坚：中国企业和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因为缺乏品牌效应、人力资本、商业网络、文化等软实力，很难与当地本土机构和企业进行“公平的”竞争。如果我们对这种做法全盘接受，不考虑国情，很有可能抑制我们擅长的比较优势。

相反，美国来华的金融机构有很好的全球网络，有熟知中国本土文化和体制的优秀华人留学生，有长期海外商务运作的丰富经验，更有得天独厚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撑等比较优势。一旦资本账户对外开放，他们很可能会利用中国巨大的社会储蓄资源，利用我们薄弱的金融监管体系和不成熟的金融发展阶段，进行“无风险套利”的投机。我们不能指望在一个监管体系不尽完善的环境下，美国的金融机构会以身作则，弘扬规范，摒弃获取不义之财的诱惑。事实上，即使在美国成熟的金融市场上，如果监管跟不上创新的步伐，那么，完全有可能出现华尔街的高手为谋求自己的暴利而滥用金融创新工具的道德风险行为。

中国目前应该加强和大量对美债权国之间的金融合作，尤其是动员这些国家合作建立美元离岸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把美国纳入进来，增强它与美国在岸市场的开放度和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大大降低中国存量美元资产的投资壁垒，提高中国在海外金融合作机制上的话语权，从而避免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所遇到的汇率市场化、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挑战。

《中国企业报》：该怎样防范中国企业蜂拥去美国上市又遭折戟的风险？

孙立坚：中国企业在美国遭受挫折是因为自己只有“概念”而没有“实力”。因为中国金融业还较脆弱，让美国顺理成章地再次上演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闹剧。

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情况，中国政府首先要让自己的金融业在不断提高风险控制能力的同时，向民营企业开放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扶持业务，包括融资、信息、审核和监管等环节。尽管目前这些条件还不具备，但完全可以通过适度的金融创新和制度体系的日益完善来加以弥补。

而选择风险最小的走向金融大国的路径是：先理顺国内价格市场化的形成机制，尤其是要强化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的内功建设，在完善的制度和监管措施的支撑下，让谋求高收益的金融资本能有很好的、值得资助的“标的”项目。然后，再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提高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和差异化的市场服务水平，在此基础上，继而推进金融市场内外开放，增强市场的流动性、竞争力和活力。最后把人民币推向国际舞台。

我们要清楚的是，由于到目前为止国内资本市场还未完全同世界接轨，所以，中国已经避免过多次金融风暴的猛烈冲击，安稳地行进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今天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仍处于低端水平，人人都在做金融大国之梦，但是，中国还是不应该抛弃自己擅长的制造业，或者抛弃原有的发展模式，甚至不顾目前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对金融冲击的承受能力，贸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国内金融发展尤其要注重软实力提高，首先要强化金融为实业服务的功能，等时机成熟后再大力推进金融工具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