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围城：产业呐喊

体制围城：产业呐喊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市山东省临沂市文化企业发展到7000多家，文化产业连续4年实现40%以上的增幅。图为转企改制后临沂市歌舞团大型水上实景《蒙山沂水》的演出现场本报记者任正直/摄

3年时光没能改变一家底蕴深厚的出版社仍处改制漩涡的事实。

从主动争取改制，到接洽地方出版集团失利，再到和央企“结盟”，3年过去了，这家出版社还未找到最终的归宿。

“转企改制要坚持三个符合，第一要符合中央精神，第二要符合群众意愿，第三要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一位不愿具名的出版社内部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只有这样，文化事业单位改制才能长久，才能适应市场化发展。

10月15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将召开，主要议程是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问题。

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副理事长彭中天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断奶”：政府是否干预企业的发展、机制是否改变、是否真正地推向市场化。

“体制问题日益突出，条块切割，出版、广电、文化事业等各自成体系，阻碍了文化要素的合理流动，事业和产业的界限模糊不清，过分依赖行政手段而非市场的手段以及长期以来养成的固有思维模式，导致了文化企业市场观念的缺失。”彭中天说。

围城内外：改制阵痛当前我国文化体制改制并不彻底，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在文化体制改制进程中，文化企事业走向市场，阵痛是必然经历的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文化产业中以文化事业单位居多，文化体制改革是继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我国又一项重大体制改革，而文化事业又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此背景下，一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走上改制进程。据悉，上述出版社为中央直属单位，从2009年就开始寻找改制之路，并做了诸多基础性工作。

然而，由于时机的不成熟以及其他因素，出版社初期改制并未一帆风顺。随着改制进程的加速，国内许多出版社加入改制大潮，上述出版社再次寻找合作伙伴。

上述人士表示，出版社和国内多个省的出版集团逐一洽谈，比如出版业比较发达的安徽、辽宁、江苏、山东等省市，与不下数十家单位洽谈改制合作意向。

最终，与一家省级出版集团达成合作意向，并召开了一场高调的新闻发布会。

然而，结果并未像想象中的美好，双方不欢而散，低调分手。

改制进程并未结束，经过寻找和梳理，出版社最终和某央企达成合作意向。

然而，令出版社员工想不到的是，此次改制是通过无偿划拨资产的方式进行，并且员工的利益并未得到充分保障。

据了解，此次出版社在转企改制、重组时没有职工安置方案。

上述人士告诉记者，时至今日，近一年的时间，双方都未达成共识，没有任何进展。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祁述裕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当前我国文化体制改制并不彻底，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祁述裕认为，从各地的实践来看，采取资产无偿划拨的方式，组建文化企业集团，最大的好处是能够发挥行政的力量，推进速度快，但是，如果没有充分考虑不同行业的不同特点和地区的差异，忽视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往往会产生新的矛盾，即使形式上完成了转企改制，最终也难以实现做大做强国有文化企业的目标。

这仅仅是国内文化事业改制的一个缩影。业内人士认为，在文化体制改制进程中，文化企事业走向市场，阵痛是必然经历的过程。

围城内外，各有不同。经历了改制阵痛后的文化企业焕发出勃勃生机。

截至今年上半年，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领域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应转制的419家地方出版单位已完成402家，应转制的2412家发行单位全面完成改革任务。

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为例，今年1月至5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实现发货码洋3.2亿元，回款1.3亿元，利润1000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在20%以上。

3年跨国巡演，每年合同收入超过200万美元，正是沈阳杂技演艺集团的真实写照。

在国有文艺院团改制方面，江苏、安徽、陕西、河北四省已基本完成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任务。山西、辽宁有60%的国有文艺院团完成转企改制。

辽宁省社科院社会研究所所长沈殿忠认为，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激发和释放文化市场的活力，文化事业单位要真改真转，做到资源整合，形成一种拳头效应。

体制障碍：非“甩包袱”单靠行政命令把这几个单位捏合在一起，是典型的包办婚姻。好比嫁女儿，家长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应该征求女儿的意见。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新兴媒体的发展，传统出版业市场份额逐渐缩水，一些出版社靠如此“寄生”的方式半死不活地生存着。

与此同时，由于体制的原因，一些出版社“掌门人”是官员的身份，任命待遇都由上级单位安排，不受出版社经营好坏的影响，命运不是与职工捆绑在一起，这也造成了一些出版社运营不利的局面出现。

这仅仅是出版行业的冰山一角，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瓶颈远不止此。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顾欣认为，目前，中国文化产业的潜力远远未被挖掘出来，而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体制改革的大力推进。

据了解，长期以来，我国文化单位大都采取事业体制，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自2003年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把文化单位区分为公益性和经营性两种类型，推动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其成为合格的文化市场主体。

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文化事业单位改制取得了阶段性成就。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曾明确提出，首批转企改制的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今年年底前完成转企改制任务。2012年9月底前全面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任务。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注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4千多家，核销事业编制18万个以上。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领域改革任务基本完成，29家电影制片厂已完成27家，地方362家电影公司已完成327家，38家省级党报党刊发行机构已完成32家。

此外，国有文艺院团、非时政类报刊社改革取得积极进展，2118家国有文艺院团中已有590家完成转制，地方3000多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已有595家完成转制。

业内人士认为，文化事业单位改制不是“甩包袱”，而是“创新路”，转企改制不是政府不管了，而是要坚持面向市场，遵循文化产业规律与市场规律，改革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不断提高文化单位的水平。

上述人士认为，如果单靠行政命令把这几个单位捏合在一起，强扭的瓜不甜，是典型的包办婚姻。好比嫁女儿，家长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应该征求女儿的意见。

他表示，出版社上级部门不应“甩包袱”，而应换一种思路，比如让相关单位靠自己完成改制。

市场主导：企业唱戏如果说公益性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政府主导，那么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就是市场主导。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两个概念混淆不清。

随着十七届六中全会的临近，坊间对此次会议的内容以及未来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倍加期待。

与此同时，业内人士也对我国文化体制进一步改革、文化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近日，民建中央在全国政协“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专题协商会上，建议国家进一步理顺政府管理体制，完善市场机制，提高文化创新能力。

据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介绍，今年上半年，民建中央调研组分别赴浙江、上海调研。

通过调研，民建中央认为，目前文化体制改革已处于攻坚时期，加快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面临政府管理体制还需进一步理顺，市场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优惠力度继续加大等实际问题。

民建中央建议，促进文化产业与制造、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做大做强文化企业，探索中外合资、股份合作、集团化运作等模式兴办文化企业等等。

彭中天则告诉记者，当前我国文化产业最大的束缚是体制束缚，条块分割，固步自封，不能为文化产业发展创造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从产业现状来看，尽管《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等多个产业政策相继出台，文化被提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是文化产业一直处于尴尬的局面。

彭中天认为，要大力发展文化经济并上升到支柱产业的高度，仅仅依靠上市和间接融资是远远不够的，要鼓励金融创新，要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作用。文化事业除了财政拨款以外，也应该依靠社会力量。

祁述裕认为，目前，各地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主要采取两种模式：一种是无偿划拨资产的方式，组建文化企业（集团）公司；另一种是采取股份制的方式，组建文化企业（集团）公司。

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祁述裕发现，近几年，采取股份制整合不同区域文化单位的资产、组建文化企业集团的做法日渐增多。例如，江苏新华发行集团与海南新华书店集团合并、江西出版集团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重组中国和平出版社等等，都是通过股份制的形式改制完成，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祁述裕认为，资产无偿划拨主要依靠的是行政力量，股份制则是以资产为纽带，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调动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应该是我国国有文化企业做大做强的努力方向和发展趋势。

对于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祁述裕认为政府的引导作用至关重要，但政府的引导作用主要应体现在提供政策支持和完善各种服务保障上，而不能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去“拉郎配”，推进文化单位转企改制还是要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我认为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应该通过建立产权明晰、透明的法人治理结构，然后通过上市规划企业，来完成改革的目标。”彭中天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