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民国第一银行家

陈光甫：民国第一银行家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旧址

陈光甫

他被称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金融企业家”，更被誉为“中国摩根”。

他不仅创建了中国最著名的私人银行，还是中国旅行社的创始人。

他最早扬弃了中国“官商”办银行的传统，代之以更为专业化的金融创新和服务意识。

他就是陈光甫。

洋行学徒出身的陈光甫创办了民国时期最大的民营银行。在民国时代实业救国的企业家群体中，陈光甫是最著名的一位金融企业家。

受孙中山鼓舞投身实业救国

1904年的太平洋上，有一艘驶往美国的航船。一位中国青年站在船头，兴奋地看着前方，揣想着即将到达的新大陆。他就是23岁的陈光甫。

作为汉阳兵工厂经理景维行的东床快婿，陈光甫此行是受湖广总督端方的委派，担任代表湖北省赴美参加圣路易斯世博会的办事员。那时他还没想到，这趟“美差”远远超过他的预想。

在博览会上，陈光甫大开眼界，他看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琳琅满目的工业产品，从电子管收音机到自动交换电话，从福特T型汽车到电动公共汽车，这些先进的产品令他深受震撼。中国的参展物品却尽是些日用模型，在洋货面前，国货相形见绌、难以抗衡。陈光甫如芒刺在背，感到了深深的自卑，一想到落后的祖国，茫然、屈辱等各种情绪交织在心头。

就在这个博览会上，陈光甫遇见了孙中山。

孙中山当时在美国旅行考察，为推翻清政府奔走。身为清廷的外派人员，陈光甫对这位“乱党分子”早有耳闻。当“大逆不道”的孙博士出现在面前时，陈光甫的失落茫然迅速找到了方向。他鼓足勇气叩门拜访孙中山。令他没想到的是，孙中山不但热情地接待了他，还与他促膝交谈十分投机。

陈光甫茫然不解的疑问从孙中山的话语中寻得了答案：“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代替旧政府……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敞开……”

陈光甫拿出5美元，向孙中山表示要将这微薄之资捐助革命。孙中山欣然接受，并鼓励他报效祖国。

在孙中山的鼓舞和启发下，陈光甫决定改变行程，他没有随展团回国，而是继续留在美国学习深造。起初他进入一所商业学校，学习打字、簿记及商业文件信函等方面的知识。后来又转学到驰名世界的高等学府———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陈光甫幼年孱弱，8岁方学会说话，早年只读过几年私塾，缺少系统的课堂知识，基础较差，但他之前在汉口报关行当过学徒，后又在邮局任职，与洋人打交道甚多，加之许多工作经验，都对他的学习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利用自己所长补己之短，把课堂上老师讲授的知识及课本上的理论阐述，与他过去和现在的实际观察和切身体会联系起来，互相验证，从而逐步加强理解，渐渐融会贯通，终于掌握了系统的近代商业、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新理论和新知识。1909年，陈光甫从沃顿商学院毕业，并获得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又到百老汇信托公司实习两个月，才启程回国。

“你要努力学习，学成之后，报效国家。”这是孙中山对他的谆谆教导，陈光甫铭记在心。

在归航途中，陈光甫站在船头眺望远方，此时的他已不再是几年前那个懵懂不知的办事员，在他的前方，即将展开一片广阔的航程。

创办江苏银行改革金融旧习

陈光甫回国后的第一个工作是担任南洋劝业会的外事科主任，主要职责是招待与会的各国来宾，并安排各国产品的展馆。在他的上司和同僚看来，学成归国、会讲洋文的陈光甫是最适合的人选。他们并没有想到，此时的陈光甫内心早已今非昔比，因为孙中山当日的谆谆之语一直在他的心里挥之不去。

劝业会结束后，陈光甫应“清理江苏财政局”总办应德闳之邀，为其主理财务，并进而受到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赏识。陈光甫常常与朋友们聚会，畅谈“国家兴衰，匹夫有责”，商量如何支持革命。

在一次聚会上，陈光甫直问：“诸位，若革命一旦发动起来，必然需要大量资财。这笔经费如何才能筹措得到？”就在众人听后都目瞪口呆，一时无言可对之时，陈光甫已经给出了自己的主意：“可否在江苏的裕苏官钱局做点文章？”

带着这个想法，陈光甫认为当务之急是立刻改变官钱局的现状。他认为可以利用格苏官钱局拥有钞票发行权这一优势，加以改组扩展，兴办江苏兴业银行，以开拓江苏财政。程德全采纳了他的建议，并申奏朝廷。陈光甫热切地盼望着朝廷的恩准，但等来的却是失望。

此时，辛亥武昌首义成功，给古老的中华大国带来了新的生机，也给陈光甫带来了一展宏图的良机。程德全响应辛亥革命，得以就任江苏都督，他委任陈光甫为江苏省财政司副司长的重职，辅佐财政司长应得闳督理全省财政。陈光甫得以重提改组裕苏官钱局的创议，当即获得当局通过。陈光甫终于等到施展拳脚的机会，把从海外学到的现代商业思想投入实业运用。他把江苏的两家官钱局进行改组扩展，创办江苏银行。

陈光甫以美、英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为参考，采取了一系列新式经营方法。这些新措施多具首创精神，革除了以往各省官银钱局的旧风习，在中国金融界树立了一种崭新的风气。

此时一场飞来横祸，险些要了陈光甫的命。当时袁世凯已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发动的讨袁二次革命被挫败。袁世凯得知反袁兵舰竟然是从江苏银行支取军费后，立即下令追杀时任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侥幸的是，当时陈光甫的一位好友担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在其竭力开脱和周旋下，陈光甫免于一死。不久之后，接任江苏都督的张勋要求江苏银行“抄报银行存户名单”，遭到陈光甫的拒绝，被免去官职。

接连两次险境让陈光甫陷入沉思，他深知政局动荡中的个人抱负何等脆弱。于是，他决心避开官场干一番自己的事业。此时的陈光甫，目标已经锁定金融业，他决定办一家不依赖于官府、不受官僚政客控制的新式私营银行。

获赠孙中山股金创上海商业银行

陈光甫1904年与孙中山的会面，在11年之后有了奇妙的后续。当年的5美元心意之资，换来了1万元股金。

1915年的冬天，陈光甫创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几个月后的某一天，曾经在路易斯世博会上有一面之缘的孔祥熙突然造访，受人之托给他带来了1万元股金，而孔祥熙受托之人正是流亡海外的前民国大总统孙中山。

一家刚创立不久的小银行，却吸引了一位伟人的目光，当时身处艰难创业初期的陈光甫深受感动。孙中山的1万元股金，无疑是雪中送炭，给了他莫大的动力和勇气，也更坚定了他要办金融事业报效祖国的决心。

陈光甫曾遇见一位外国银行家，对方当其面断言：“中国的银行是不会办好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陈光甫。他不由想起在汉口报关行任职时遇见的那些傲慢英国人，同时也想起了在路易斯世博会上遭遇的藐视目光。所有这一切，都激发了他要办好新式银行、与外国银行一争高下的决心。

1915年6月，陈光甫创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这家“小小银行”开创了零存整取、红白礼包等一系列新的储蓄种类，在中国金融史上留下了无数个第一，不到20年即成长为中国当时最大的民营银行。

1915年的上海，已是远东的金融商业中心，各种中外公私银行和旧式钱庄林立，发展十分迅猛。在这样的环境中，要创建一个新银行，不但需要勇气，还必须具备相当的实力和谋略。此时的陈光甫缺的是资金，但最不缺的是信心。他认为开办新式银行，一开始并不需要巨额资金，也不必和其他商业银行较量股份金额的多少。他的计划是：先期集资，然后逐步增加存款。

1915年6月2日，宁波路9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正式开业。开办的资本额名为10万，实则仅为7万，陈光甫的朋友———前洋务派官僚、买办庄得之认股22500元，陈光甫囊中羞涩，只认了5000元，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庄得之帮助垫付的。开业仪式上，陈光甫无钱办酒席。上海银行成为当时上海滩最穷的一家银行，被人戏称为“小小银行”。

孙中山慷慨解囊后，宋氏姐弟和其母倪桂珍也投来5000元股金。“小小银行”的资金在半年内已经翻了一倍，达到20万元。

告别“官商”传统创新中国金融业

“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这是陈光甫的办银行原则。

陈光甫创立上海银行之时，当时的银行基本都是以权贵巨商为吸储对象和贷款对象。陈光甫与众不同，一开始就把“注重储蓄”放在首位，彻底告别“官商”办银行的传统。

上海银行通过大量吸收储蓄存款，迅速扩大自己的银行资本，找到发展的通路。陈光甫把“服务”定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行训，他提出6条原则：要不辞琐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从小做起，时时想办法。

当时的钱庄根本瞧不上小额存款，特别对银元存款，一般连利息都不付。陈光甫特别注重小额储蓄存款，把储户定位为收入不高的中小层社会成员，并在营业室门面、流程和办公方式上力求使银行的形象平民化。虽然都是小额存款，但是由于储户面广，加之资金稳定，集腋成裘，成效可观。

为了吸引储户，上海银行打出了“一元开户”的广告。有个流传已久的事例：一天，上海银行营业所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带来100元，要求开设100个户头。银行工作人员一一为他办理。很快，上海银行信守诺言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上海。靠着以社会大众为服务对象的鲜明特色，“小小银行”终于立足上海滩。

到了1936年，上海银行的储户共计15万7千余人，按当时人口5亿计算，那么每3000人中就有一人在该行开户。渐渐地，其他各家银行也开始仿效上海银行的做法，并形成风气。

陈光甫在上海银行推出了诸多中国金融业“第一”：第一个推出各种新型储蓄品种，如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蓄基金、养老储金和婴儿储蓄，发行储金礼券———分红色和素色两种，用于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第一个在银行中设立调查部；第一个开设储旅行支票；第一个从事外汇业务和农业贷款；第一个使用机器记账；第一个将银两与银元并用；第一个经营外汇业务。

陈光甫非常注重向民族企业放款，以此来推动民族工业的发展。张骞的大生集团就曾得到上海银行的支持。1934年，荣氏兄弟的申新纱厂，因债务太多陷入困境。陈光甫联合几家华商银行组成银团，以申新纱厂的资产做抵押，继续放款，清偿了荣氏兄弟的债务，帮助申新七厂度过了一次最严重的危机。

经过陈光甫的苦心经营，到1922年，上海银行资本额增至250万元，与浙江兴业银行并列全国第五位；存款达到1345万元，在全国商业银行中居第四位。至1926年，上海银行与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并称“南三行”。

到上世纪30年代初期，曾经的“小小银行”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私人银行，在中国的金融界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足以与外国银行抗衡。陈光甫则成为当之无愧的“民国第一银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