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富到民富

从国富到民富

1932年就到了北平的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这位被称做“头号中国通”的美国人有生之年写了许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为了更形象地描述他看到的景象，他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答案其实是明显的：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而特权在谁之手？答案很明确：政府。费正清的困惑与苛责多少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通病，城外人看城内事，不明所以。聪敏博学，也不能免俗。但凡从商者，多半不喜唯官者马首是瞻，实在是囿于现实，不得已而为之。

自公元前7世纪开始，中国就逐渐演化成了一个国家资本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型国家，政府通过对关键性生产资料的控制来增加收入和体现控制力，政府俨然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政府不仅向百姓收取税赋，更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获得了一部分专营收入。

在这样的环境下，商帮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异端。然而，由于中国传统对商业和商人的轻视，商帮的历史从未有清晰的记述，那些慷慨悲歌的创富传奇散佚在时代风尘之中，渐渐淡去痕迹，那些开山辟路的商帮人物也因史料的匮乏，不复后人记识，然而这些人的努力却曾经有望使铁板一块的经济形态出现新的生机，甚至影响国家的未来。无论如何，忽略他们的存在，或者说没有他们身影的历史，都是残缺而不完整的，也必定是中国的一大损失。

幸运的是，总会有人愿意出发去追寻那些被历史湮没的名姓和身影。当《中国商帮600年》的书稿摆在我的面前时，我感到久违的开心。

更难能可贵的是，俞现兄感慨时事，书中多有借古讽今之言，如他引用朱元璋的话“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又如他提到日本增井经夫在其《广州的十三行》中所写下的文字“官僚不仅只是压迫商人，商人自己也是官僚。中国官僚是一种商人，中国的富豪全部是一种官僚”。这些话放之今日，仍是警世之言。而他更是在前言中直抒胸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民贫而国强，一个民不富、商不立的国家，从来只能貌似强大。”也许本书或存不足，或失琐碎，但此言真切，当被铭记。

让人欣喜的是，当今的改革环境和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民间资本的总量非昔日可比，有产者的人群之众已成蔚然之势，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民间资本和智慧依赖度日渐提高，若以2000年而论，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工商阶层像今天这样的蓬勃、富有和拥有力量，可谓“千年之一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