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生从开滦洋买办到实业大王

刘鸿生从开滦洋买办到实业大王

刘氏后人参观刘鸿生纪念馆

解放前的美丽牌火柴

刘鸿生

刘鸿生的经历符合许多民国题材影视剧的戏码，作为曾经名噪一时的上海大亨，刘鸿生真实演绎了一般影视剧情才有的传奇故事。

刘鸿生出身清贫，靠聪颖苦读迈入上海著名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但因拒绝校长提携美意而被开除；18岁开始上海滩的华丽冒险，30岁不到便成为上海“煤炭大王”；发迹之前与富家女一见钟情，冲破阻碍终成眷属；在黑白两道间游刃有余，靠社交本事和实业丰厚立足上海……以上都是现代观众见惯的民国戏桥段，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这就是刘鸿生的真实人生。

年轻的上海绅商

1906年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名叫O．S．Lien的中国学生引起了校长卜舫济的注意。

42岁的卜舫济是当时上海著名的传教士和教会教育家，在他眼中，这个成绩优异的18岁男孩是可造之材。

在这所教会学校之外，好学生O．S．Lien的名字是刘鸿生，他来自一个靠寡母支撑的清贫之家。

卜舫济向刘鸿生抛出了美丽的“橄榄枝”，这是足以改变刘家清贫生计的良机：去美国留学深造，学成回国后担任圣约翰中学牧师兼教英文，月薪150元（法币），送他一座小洋楼供居住。

然而，刘鸿生拒绝了。不过他并没想到，他的拒绝不仅失去了一个机遇，也断送了学业。

校长卜舫济斥责刘鸿生是“上帝的叛徒”，并将他开除出校。

这样的结果令刘鸿生始料未及，他之所以拒绝校长的“提携美意”，是因为不想当牧师。

若干年后，刘鸿生曾这样回忆那时心境：“那个时候，我在街上漫无目的走着，我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不能在上海滩上占有一席之地，不要怨天尤人，是我自己没有本事；但我就想着要有我的一个位置，你这么去想，就要矢志不渝地这么去做。”

刘鸿生的闯上海第一站是给上海租界工部局老闸房外籍巡捕当教员，凭借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后来还当过翻译。不久之后，刘鸿生得到了宁波同乡会长周仰山的帮助，做了英商控制的开平矿务局驻上海办事处推销员。多年之后，刘鸿生成为宁波同乡会会长，取代了曾经的引荐人周仰山。

开平矿务这份差事俗称“跑街”或“跑楼”，月薪100元，还有额外提成，挣多挣少全看自己本事。这对刘鸿生来说一点不难，他跑得勤快，又肯动脑子，很快就把销煤的经络摸得一清二楚。3个月后，刘鸿生就有了“开平跑楼王”的绰号，开平煤的销量翻了1倍多。

刘鸿生的好业绩，使上司视其为亲信，刘鸿生提出了一些成熟的销售方案，比如按质论价，坚守信用等。在他的推动下，开平煤便在整个上海畅销起来。

1909年秋，21岁的刘鸿生当上了开平矿务公司上海售品处经理，全权代理开平煤在长江下游的华商中的销售。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开平矿区附近的滦州矿区将滦州矿权交给了英商开平矿务公司。两矿合并，称为开滦矿务公司。这就是如今国有特大型煤炭企业开滦集团的前身。刘鸿生坐上了开滦矿务总公司上海总买办的金交椅，他的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营业额迅速上升。经刘鸿生手销出的煤炭最多的一年达250万吨，约占开滦煤矿年产量的1/4。他个人收益最多时一年可达100万元。

后来，为了完全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刘鸿生辞去开滦公司买办职务，自行创办华东煤矿。

到1918年，刘鸿生已经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煤炭大王”。此时的他刚刚30岁。那个立志冒险的18岁少年从此傲立上海滩。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上海绅商一员的刘鸿生，在推进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火柴大王

1920年1月，刘鸿生创办了华商苏州鸿生火柴公司。办此企业的初衷是安置大批因水灾逃难至上海、苏州的难民。

当时已是宁波同乡会会长的刘鸿生发现捐款救灾只能暂时救急，让难民有工作维持生计方是长久之计。于是，他决定办火柴厂。因为火柴生产工艺简单，手工操作量大，足以安置大批难民。

除了造福难民，此时的刘鸿生还有个想法。后来当他回忆起办火柴厂时曾说：“那时候我还很年轻，虽然口袋里的钞票很多，但我毕竟是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在买办生涯中，我感觉到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

刘鸿生将“中国之所以受气”归结为“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因此他“就想利用口袋里的钞票做点事”。火柴厂就此诞生。

在旧中国，外国火柴厂牢牢控制着中国的火柴市场。当时中国人使用的火柴绝大多数来自瑞典和日、美诸国。20世纪初，瑞典的“凤凰”牌火柴和日本的“猴”牌火柴占据了中国大部分市场。

1920年，鸿生火柴公司正式开工生产。起初，鸿生火柴厂的火柴质量不佳，还因此获得了“烂糊火柴”的名号。

刘鸿生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查阅化学资料，后来又亲自渡洋外出考察，高薪聘请归国的化学博士，并花巨资购买进口机器。经过半年多试验，火柴的质量问题得以解决。“鸿生”牌火柴成了当时的名牌产品。

刘鸿生营销头脑十分灵活，他想点子在火柴上做广告。当时在上海，“美丽牌”香烟很热销，该香烟商标图案是当时的一位当红影星。刘鸿生与香烟公司协商，把电影明星的画像搬上火柴盒，联袂推出“美丽牌”配烟火柴。在明星效应之下，香烟、火柴一齐旺销，烟厂和火柴厂达到双赢。刘鸿生还在火柴的包装上下工夫，他在火柴盒上印上“中国人应用中国货”、“提倡国货、挽回权利”、“报国”、“强民富国”等宣传文字。鸿生火柴厂不仅行销全国，而且对外出口到东南亚，打破了当时瑞典和日本火柴的垄断。

刘鸿生扩大生产规模，吞并竞争对手，使鸿生火柴成为苏州唯一的生产厂家，产品行销苏北、苏南乃至浙江各地。

当时，瑞典火柴垄断中国市场多年，眼见以刘鸿生为代表的民族火柴企业渐渐赶超了上来，决意反击，开始对中国市场实行倾销政策。与此同时，受战乱影响，国产火柴的进口原材料一度被课以重税，一些火柴厂纷纷破产。

面对危局，刘鸿生发起《告火柴同业书》，号召同行合并，一致对外。

1929年11月22日到30日，全国52家火柴厂派出代表，汇集上海，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公推刘鸿生为会长。1930年夏天，鸿生、中华和荧昌三家火柴厂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刘鸿生出任总经理。随后大中华火柴公司又合并了其他多家火柴公司，年产量达到20万箱，挽救了当时摇摇欲坠的中国火柴业。

到1931年，大中华火柴占据了大半个中国火柴市场。当时，不仅中国人用的基本上是国产火柴，中国火柴也成为南洋各地居民的日用佳品，打破了“洋火”一统天下的局面。刘鸿生也成为当之无愧的“火柴大王”。

刘氏托拉斯

刘鸿生一生所拥有的“大王”称号不止一个，除了“煤炭大王”、“火柴大王”，还包括“水泥大王”。

火柴厂办得正火热时，刘鸿生就在思谋另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在煤炭销售中出现的大量次质烟煤与煤屑问题。他发现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法是用做制造水泥。1923年，刘鸿生创办了一家水泥公司。

当时水泥市场外资占据优势，刘鸿生提出联华制夷的策略，成功扭亏为盈。刘鸿生公司的“象牌”水泥一跃成为第一水泥品牌。原先横霸一时的日本“龙牌”水泥几乎被逐出中国市场。刘鸿生有力地遏制了日本水泥在中国市场的倾销,同时也开创了华资水泥工业发展的新局面，因而又获得了“水泥大王”的称号。

作为多个“实业大王”的刘鸿生，一直以来积极发展民族工业。早在“煤炭大王”时期，他在上海浦东建成全国首家煤球厂，并设计煤球炉，为中国千家万户带去了方便。

此后的日子里，办企业渐渐成了刘鸿生“最爱做的事”。

据刘鸿生的银行襄理方祖荫所述，刘鸿生“很会调理调度他的资金周转……他是这样操作的，一个钱要当两个钱用。他办一个厂，把这个厂抵押掉，筹到了钱，再办第二个厂；第二个厂再到银行去抵押再搞第三个厂”。

在其子刘念智看来，办实业“已经成为父亲的一个癖好”，“办了轻工业、纺织工业，又办重工业；办了工业，又办码头、仓库、银行、保险等事业。”

在上海的四川中路，一栋八层的大楼曾经有过最鲜活的时代。这栋楼的主人———刘鸿生住在最高一层。1930年，刘鸿生以86万两规银建造了这栋8层高的办公大楼，为之取名“企业大楼”。

在这栋大楼里，二三层是开滦售品处和刘鸿生的办公室，四层是水泥公司、码头公司、华东煤公司，五楼是大中华火柴公司，六楼是章华毛纺织公司、刘鸿记账房以及刘氏其他中小企业，七楼是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和医务室等，八楼是刘鸿生自己的公馆。这是刘鸿生的企业王国，也是他理想中的刘氏“托拉斯”。

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刘鸿生投资创办的企业达到60多个，跨20多个行业，旗下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上海水泥厂、华东煤矿、中华码头、章华毛纺织厂、华丰搪瓷厂都是当时名重一时的企业。

刘鸿生要求刘氏企业除生产任务由各生产单位独自负责完成外，其他各项如行政管理、人事调配、资金调拨，物资材料采购、工矿产品的推销以及仓储、运输、保险等业务，全部集中到总部，由神经中枢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调度。这种初步的现代大企业管理意识，让刘鸿生的企业王国有了灵魂。那一年，刘鸿生38岁。

刘鸿生拟定过一个“实行集中管理之计划及其方案”，他设想中的用于集中管理的组织叫“中国企业经营股份有限公司”。虽然这个计划后来并未实现，但刘鸿生对管理的独到思谋已使他超越于时代。

鼎盛时的刘鸿生，拥有多家重要企业，他甚至还办起了银行。在上海滩，刘鸿生的名字如雷贯耳。他的财富、生活和做派，都符合一位真正的上海大亨。他一妻两妾，住的是几百个房间的豪华洋房，光草坪网球场就有5个。宋子文、杜月笙等上海滩盛极一时的红人都是他的座上客。

大亨的做派并不能掩盖刘鸿生作为民族实业家的爱国情结。抗日战争时期，为避免企业落入日军之手，刘鸿生花费巨资，历尽艰辛，万里迁厂。

新中国成立后，刘鸿生受周恩来总理感召，从香港回到了内地。1956年，刘鸿生积极推行公私合营政策，将自己资产总值2000万元的企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同年10月，刘鸿生因病去世，临终时他告诫后人：“定息可以分取，但不要多取，每人至多拿几万元，拿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其余的全部捐献给国家，这也是我最后的嘱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