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凡生：从军营走出来的电商“教父”

郭凡生：从军营走出来的电商“教父”

（上接第十三版）

然而问题并非如此轻易可以解决。1996年，郭凡生对员工宣布了慧聪将来的上市目标，依此目标，慧聪将产生上百个百万富翁员工。但在当时中国没有民营上市公司的情况下，很多员工却认为郭凡生简直在“胡说”。更多的员工是“稀里糊涂，冲老郭这个人”而购买了内部职工股票。实际上，直到2003年慧聪上市之前，还有持有大量股份的管理人员离开。

但自从宣布后，郭凡生却是憋了一股劲要上市。慧聪曾先后3次更换投资银行和目标资本市场，是中国民营企业中上市所用时间最长、换的保荐人最多、花费最高的公司之一。

到上市这一天，这个“子虚乌有”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有126名员工通过持有股票的方式成为了百万富翁，他们在慧聪的平均工作年限是6年。郭凡生终于在12年后证明了自己的承诺，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一个上市公司一下子创造了这么多的百万富翁是‘前无古人’的，也许有的创造了几个亿万富翁，但创造的百万富翁绝对没有这么多的。好的企业制度把笨人变聪明，把懒人变勤奋。”

曾是公认的经济改革学者

从商之前，郭凡生在8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与改革理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是当时国内理论界公认的、较有突出科研成就的青年学者。如今拥有知识和成功信念的学者郭凡生变成了商人，这是理想和现实最好的交汇。

郭凡生认为卓越的领导人是创造制度、完善制度的人，而这种制度的创造和完善的最终标准是，当他离开企业以后，企业可以顺利地发展下去，不但可以延伸一代，而且可以延伸两代、三代、四代。他提倡企业建立自己独创的激励制度和管理制度，并且执行下去。而这个激励制度，就是他在1985年开始提倡的股份制。

有经济学家曾评价：“如果慧聪的成功在郭凡生之后就没有了，那只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创造出来的故事，但是如果它变成一种成熟的制度，就会是一次了不起的管理革命。”

郭凡生显然并不是一个默默实践者，他更是一个理论的积极鼓吹者。善于演讲的他喜欢参加公众论坛，每逢受邀也必讲股份制。郭凡生把这当做是一种使命：“我觉得，我的最大价值就是使资本市场对知识经济的规则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接受到接受，要让知识经济的规则从知识分子的推动和挣扎变为一种大家公认的常理。”

郭凡生是一个罕见的以学者思维经商的人。他把企业的权力分为所有权、管理权、收益权。基于这种划分，每种权力的家族化和社会化的不同组合，企业就呈现出多种类型，其“光谱”的这一端为“三权”均家族化，传统意味最为浓厚，而那一端，即“三权”均社会化的状态，似乎还很遥远，目前实行的话会出现很多问题。

成功后的郭凡生依旧过着平凡人的生活，简单且有规律：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跑完步洗个冷水澡上班工作，按时回家吃晚饭，陪家人。闲暇时养鸟养花，甚至养蝈蝈儿和蟋蟀，在田园情趣中寻找平静和悠闲。这是他选择的生活方式，他要尽量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很平和，在平和中找到一种稳健，在稳健中找到核心竞争力。

分配规则向知识规则倾斜

“家族企业完全可以办好，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提高自身的社会化水平。”郭凡生认为，家族企业是全球具有普遍性的一种企业组织形态，并不是低效率、落后的代名词，其活力和生命力更是一点不比非家族型企业差。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中存在的血缘关系，能有效地解决管理层的约束和激励问题，使监督难度和交易成本降低，而天然的家族文化还能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据美国《商业周刊》统计，标准普尔500家公司中1/3是家族企业，其股东年平均回报率是15.6%，而非家族企业的股东年平均回报率是11.2%；家族企业的平均资产回报率是5.4%，非家族企业的是4.1%。而年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率，家族企业也超过非家族企业。

“由谁来继承与由谁来管理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我认为家族企业必然是亲属继承，能者管理。”郭凡生如是说。

“所有权社会化行不行？首先，大多数家族企业领头人本身不答应。其次，所有权社会化带来的一个结果可能是，由于企业所有者无法与企业利益保持高度紧密联系，职业经理人的权力就无法得到有效制约。”郭凡生认为，职业经理人的权力一旦无法得到有效制约，一些各方联合损害企业利益的情况就会发生，有名的安然事件正是如此。

郭凡生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于企业的制度建设。他说，家族企业的领导人就像一个王朝的君主一样，要让这个王朝长盛不衰，君主一定要开明，一定要通过制度来规范继承者的行为。沃尔玛是家族企业，已经历经几代但生气依旧，其中关键就是有一个好的制度保障。好的企业家要创造一个好的制度，让制度去传承企业，而不是让继承人去传承企业。

企业从创业到逐渐做大、做强，非家族成员、非创业团队成员对企业的忠诚问题，往往成为企业诸多问题的核心。“希望‘身股’、‘银股’并行的慧聪模式能够解决家族企业的问题。”郭凡生说。

“‘身股’与‘银股’并行的制度让我的江山变成了大部分慧聪人的江山。由此，慧聪在人才积累上占据了有利位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聚人才必须靠经济利益这一纽带。比如前一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乔致庸之所以能积累大量财富，靠的就是‘身股’与‘银股’的制度。乔致庸用‘身股制’保证了‘职业经理人’的忠诚，把一批一批的‘职业经理’变成了外姓的自家人。”

向晋商学管理，在知识经济中，社会财富的分配规则从资本规则开始向知识规则倾斜，这是中国企业知识经济宣言的重要结论。

老兵档案

郭凡生，1955年出生于北京，经历了上山下乡，从军四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任慧聪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CEO），被业界誉为“中国分类广告之父”。

从商之前，郭凡生在8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与改革理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是当时国内理论界公认的、较有突出科研成就的青年学者。1992年10月，郭凡生创办慧聪公司；2003年12月17日，慧聪国际资讯（后更名为慧聪网）在香港成功上市；2004年5月成立慧聪网，同时推出综合B2B服务平台“买卖通”，成功完成由国内首席商务资讯服务商向知名B2B服务商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