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
带联想重回世界500强

7月7日晚，2011年《财富》世界500强发布。联想集团以第449位再度上榜，而上一次位列500强则是3年前的2008年柳传志：带联想重回世界500强

王利博制图

众多的实例充分证明，军人由于部队大熔炉的淬炼，其气质、意志等方面的优点，往往能在社会的激烈竞争中后来居上、脱颖而出，因为他们都曾是军营黎明中迎着朝阳操练的军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钢铁般的意志力、永不服输的精神以及勇往直前、敢为人先的魄力，都是他们身体里流动着的特质。如今，他们纵横于商海,经历大风大浪、浮浮沉沉，成为大浪淘沙过后闪闪发光的金子。

挖掘当代军旅企业家的特征和内涵，不难看出，他们普遍都有的一个特点：即坚韧、冷静的军人品质。这也是助推他们在波诡云谲的商战中如鱼得水、屡立战功的原动力。

从20万元起家，到旗下拥有5家总营业额过千亿元企业的控股公司，旗下公司每年的总营业额超过千亿元；从艰辛的创业历程，到功成身退，再到投资家的完美转型，柳传志在他的人生中积累了丰富的智慧和宝贵的思想财富，细细品读、让人受益无穷。

军校毕业军旅生涯

1961—1966年间整整5年的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的求学经历，为柳传志的一生刻下了深深的军人烙印。

打开柳传志的人生履历，人们会发现那是一段极其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工作，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里，他被下放到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后回到中科院计算所工作，直到1984年，他才开始了真正的创业历程。彼时，在中科院的投资下他创办了现在的联想集团，2002年之前历任联想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等职，将联想公司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步步发展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国际性大公司。其间，军校磨砺出来的钢铁作风，在柳传志乃至联想集团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过往的那一段军旅生涯，柳传志坦言：“是军营塑造了我。企业成功跟我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全部，而在这‘一定’的关系之中，却跟我在军队里养成的性格又有相当的关系。”

在柳传志看来，领导企业跟带兵打仗有很多共同点。做企业也要有带兵打仗般铁的纪律来约束，并且纪律一旦制定下来就要坚决执行。“企业做什么事，就怕含含糊糊，制度定了却不严格执行，最害人”。

鉴于此，联想一贯纪律严明。拿最小的事例来说，公司规定，谁要是不请假开会迟到，谁要接受罚站的惩罚，这一制度适用于所有人，无人可以豁免。柳传志本人也被罚过三次。有一次，柳传志被关在电梯里面，那时没有手机等一切可以对外联络的通讯工具，他只好认罚。身教重于言传，柳传志以自己以身作则的实际行动，让规则成为一项铁打的纪律，比任何一句口号来的都行之有效。柳传志说：“罚站是件挺严肃、挺尴尬的事情，开小会的时候，你得独自站着。更大的会议，你迟到了，会都要停开，全体人员就这么静默着，看着你在那里罚站1分钟。”

说来有趣，第一个撞到枪口被罚站的人，竟是柳传志的一个老领导。对此，柳传志至今对这件事仍记忆犹新：“我对他说，‘完了我到你家给你站1分钟’！事实上，他在那儿站了一身汗，我坐着也是一身汗。当时的那种情况确实尴尬，但是制度制定了就必须严格执行。”

正是基于柳传志这种雷厉风行的军人素质，使得他在创业的历程中一直立于领先地位。

20多年以前，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IBM电脑代理商，常常为企业的前途忧心忡忡；而20多年后的今天，他已经收购了IBM的全球PC业务，并被称为《财富》杂志的“亚洲最佳商业人士”和美国《时代周刊》眼中的“全球25位最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之一。“这一系列的巨大转变，其中的艰辛和困苦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回顾自己的创业发展之路，柳传志发出这样的感慨。

创业路上坚忍不拔

柳传志回忆说，1984年，他40岁，也就是从那一年他才开始创业。可创业的道路远比想象的要艰辛，虽然已经改革开放，大的气候正在逐渐转好，可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国家政治体制的转型。创业之初，他们就遭到了“进口许可证”的麻烦。

“进口许可证制度”是柳传志最痛恨的事情之一。因为那个那时候就算你有足够的钱并且照章缴纳关税，也不能随意进口微机，你必须要事先获得政府的“许可”才行。这一“许可证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覆盖的商品超过上百种，大到汽车钢材，小至手表首饰。政府实行这一制度，本意是出于保护本国工业的目的，但在实际的操作中，“许可证”制度却逐渐发展畸形。在当时，“许可证”通常由政府中的少数人把持着，真正的进口商往往无法获得批准，而得到“许可证”的人又常常不是进口商。柳传志想通过代理国外微机来为企业赢得利润，却苦于没有“许可证”，不得已只能去寻觅手上有“许可证”的人。经过一番努力，手上握有这种资质的公司还真被他找到了，那就是当时香港中银集团电脑部辖下的四维公司，中银集团买了很多IBM的大机器，IBM就授权四维成为它的代理商。而联想则是作为四维的代表，负责在大陆为四维寻找客户，利润两家对半分。

不久，公司有了第一个代理的机会———国家体委要购买12台IBM微机。这对柳传志来说是个天大的喜讯，可就在他接二连三地打通一道道关系之后，才发现原来国家体委用来购买微机的钱，都放在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而后者手上握着事关生死的“进口许可证”。于是柳传志和国家体委的人一同来到“中仪”，希望通过协商促成此笔生意。按柳传志的说法：当时的局面是，一方是想卖电脑，一方是想买电脑，双方却不得不同时低声下气地请求第三方的批准。

“我们想从他那里买电脑，”国家体委的人指指柳传志，对“中仪”的业务员说。哪想到这个业务员非常不客气地转向柳传志问道：“我们有自己的进货渠道，这批机器凭什么给你做？”柳传志忙向他解释，可不等他解释完毕，这个业务员却在那里早就不耐烦了，冲着柳传志嚷道：“你到底是计算所的？还是四维的？”当被告知是香港四维的代表时，那人顿时异常得意：“四维的代表？那就是外商了，这个楼不准外商进来，你给我出去!”众目睽睽之下，柳传志尴尬地走出门外，站在屋檐下大口地喘气。

柳传志在很多年以后还对那个场面记忆犹新，“这对我来说是很屈辱的一件事。当时我也四十几岁了，当着那么多人……在科学院时哪里受过这个气？”

虽然柳传志感到委屈，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为了公司和自己所追求的那份理想，加上骨子里那种军人不服输、能屈能伸的本色，他还是忍辱负重、想尽办法。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的真诚终于使那个业务员作出了让步，最终说出了“你们的生意还是可以考虑的”这样的话。

拼命三郎忘我搏杀

经历了上述那些事件，在1987年春夏之交的三个月里，柳传志的身体出现了种种不适：头晕，失眠，日夜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又突然惊醒。他觉得自己支撑不下去了，不得已住进了海军医院。医生给出的诊断是神经系统紊乱，也许是美尼尔综合症的前兆，却无法解释确切的病因。可是只有柳传志自己最清楚，这病其实是被吓出来的。

事情的起因源于一次300万元的商业往来。之前，因为只做中间商收入太过微薄，柳传志和同事费尽千辛万苦从科学院借来了300万元，然后将钱汇给了深圳的一个公司，想从那里直接进口微机以获取稍大一些的利润。可钱汇过去了，微机却始终不见踪影，几经催问之下，柳传志方知被骗，他当场急红了眼，坐了飞机就直奔深圳。到了深圳已是深夜，柳传志甚至都没想过这时应该先去找家宾馆落下脚，就直奔那家伙的家而去。到了那里，发现那人家里没人，他便守在门口，直到天明。柳传志后来说，“当时拿块砖头拍他脑袋的心都有。”几天之后，他要找的人终于出现了，见他红着两眼，一副拼命三郎的样子，那人笑道：“我只不过是挪用几天而已。您不也是国家的公司吗，何必这么急呢？”

事实上，区区300万元人民币，对现在的柳传志和联想来说可能算不上什么，更犯不上为它拼命。而在当时，它却是对他们太过重要了，甚至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况且以当时来看，就算柳传志一辈子的工资加起来也还不上这个巨款，以至于后来当期待中的微机终于运达北京时，柳传志因为过于兴奋而落下了直到今日还常常为之备受折磨的后遗症：20年之后，时过境迁，可只要在睡梦中被惊醒，他一定会“今夜将无法入眠”，睁着眼睛到天亮。

舍身忘我的工作，不止使他遭受神经衰弱这一病症的困扰，甚至他的耳疾也因为工作而患。1991年联想遭遇芯片巨头的“价格战”，全球的电脑产业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黑色风暴”，几百家电脑组装厂商不是倒闭就是亏损。联想当时连续亏损了几个月，财务周转入不敷出。而就在这一年，他被诊断患上了美尼尔综合症，医生要求他休息，他却觉得公司和员工的利益永远比自己重要，只休息了两天就又开始了工作，导致他后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一直被这个病症所困扰着。事实上，如果柳传志一开始就按照大夫的意见休息一段儿时间，这个病肯定是能够痊愈的。

联想大军报国大任

虽然在创业的过程中发生过如此多的坎坷，但柳传志表示，20多年来，联想之所以能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企业，渐渐发展成为民族企业的排头兵，再到打响民族品牌、名扬海外的国际化的大公司，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联想没有小富即安的思想，没有为了蝇头小利而放弃自己产业报国的理想，始终以一颗拳拳赤子心，为国尽忠，为民族尽孝，不断在国际舞台上为国家赢得荣誉。（下转第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