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何来凶猛？

央企何来凶猛？

1月17日财政部公布：2010年1—12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13415.1亿元。 CNS供图

黑格尔说过，“在公共舆论上，真理和无数错误往往直接混杂在一起。”

伴随着以央企为代表的国企的爆发式增长和集团性崛起，“国企十宗罪”和“央企凶猛”等种种指责不绝于耳。

在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论中，一个事件中被当作案例被经常提起，那就是国家刺激经济发展的4万亿元资金投入，绝大部分落在了国有企业身上。

实为社会进程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这一轮国家采取刺激政策，刺激政策的资金首先当然是给国企。大家会问，为什么民营企业拿到的钱比较少？因为，国家的钱直接拨到民企是要有一套制度保证的，至少得先给国企，再由民企来分包。”

“在国外，国家的钱要拨给民营企业，必须经过国会，由国会立法批准设立一个项目再审计，非常复杂。”樊纲说。“而制度的设立需要时间，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制度。加上国企的规模比较大，在短期的经济波动当中，政府的刺激计划更多依靠国企的体制，也使得国企在这一轮的调整当中，在应对危机当中有更大的发展。”

2009年以来，据称上半年各月成交总价排行前十的地块中，六成高价地块或“地王”均由国资背景的企业所得，因此，有人把房地产行业作为“国进民退”的“重震区”。

但根据统计资料，中央企业房地产的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收入仅占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的2%、销售收入的5.6％。万科董事长王石认为，“虽然北京土地市场上出现了几个央企地王，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房地产业并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虽然现在被大型国企拿走，但结果还要看2—3年以后的运营情况。不希望太多的关注企业所有制问题，应更多的着眼于企业自身竞争力，来提升整个产业的发展。”王石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渐进式的，前些年‘民’突飞猛进，此时慢一点，而‘国’进一点，下一步‘国’再缓一点，‘民’再进一点，无非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

在“国进民退”争论中，山西煤矿重组被作为重要案例证明。但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认为，社会上所传山西整合重组大搞“国进民退”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大进小退”、“优进劣退”，这样做，更有利于优质煤炭企业做强做大。在产煤大县柳林，8个整合主体中，有7个是民营企业；在吕梁市，民营企业占整合主体的60%，产能也将占到60%。

对于中粮入主蒙牛一事，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保育均认为，“中粮入股蒙牛和国有企业炒地皮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情，不能混为一谈。从实际效果说，中粮入股帮助蒙牛解决了资金困难。中粮入股蒙牛不是以大吃小，是大帮小，国帮民，这是值得鼓励的事情。一些媒体把这也归于‘国进民退’，这是混淆了概念，不是一回事，这是中粮和牛根生‘自由恋爱’的结果。”

西方国有化案例

在一些事例中，中国一直在被拿来与西方国家比较。

但是，有部分社会公众只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央企与民企的合作，一味的指责“国进民退”。

“对所谓‘国进民退’掀起的批评浪潮，实际上涉及对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问题。当代西方国家为实行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也会建立和发展一定数量的国有经济，在应对金融危机中，采取一些国有化的措施，更显示出它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卫兴华说。

事实上，2008年下半年以来，为控制金融危机的快速蔓延，避免对实体产业造成更大冲击，西方国家政府先后采取措施，对本国的大型企业进行救助。其中，美国、英国、德国等采取的国有化措施比较典型。

以美国为例，2008年9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接管陷入困境的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承诺拿出最多200亿美元支撑“两房”资产；2009年2月底，美国政府同意将250亿美元的优先股转换成普通股，从而以36%的持股比例，一举超越持股4.5%的道富银行，成为花旗银行的最大股东。2009年6月1日，通用汽车公司向破产法院正式递交破产保护申请，并获得通过。这意味着在金融危机之下，国有化手段不仅被美国用来救助金融业，而且也用于救助实体经济，被救助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的产权结构发生了从私有向部分国有的转变。

据悉，德国内阁2009年2月18日投票通过《救援兼并法》，该法允许政府对陷入困境的银行实行国有化，并强调银行国有化是“最后手段”，国有化银行只能在“没有任何其他合理的法律和经济办法来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实施。该法案的主要作用在于防止大型银行破产，这是德国自1931年以来首次通过允许政府对银行进行强制性国有化的法案。

2007年次贷危机导致了英国北岩银行陷入困境，并引发储户挤兑风潮，这是英国140年来的第一遭。2008年初，英国政府拒绝了私人买家收购北岩的请求，暂时将之收归国有。2008年10月13日，英国率先拉开了银行国有化的序幕，宣布用370亿英镑注入苏格兰皇家银行等三大银行，这些措施是政府企图用国家的信誉作担保，使民众放心。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根据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对某些企业时而实行国有化，时而又搞私有化，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西方国家采取的国有化措施，虽然不会改变西方国家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的所有制格局，国有化也并非社会主义措施，但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破产风险，恢复金融机构信贷和融资等功能，避免对实体经济造成更大冲击。”卫兴华说。

“国进民退”论的目的

改革开放30多年，在互联网新兴媒体迅速发展的环境中，以央企为代表的国企始终被一些人拿着显微镜、放大镜、变色镜横加责难。

西方发达国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如此积极地推行国有化，被认为是必要的。有学者认为，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但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国企对陷入困难处境的少数私企参股、控股或进行整合、兼并，却被冠以“国进民退”受到指责、批驳，这是什么道理？

批评“国进民退”的学者，其出发点和角度并不相同，有的是出于搞好改革与发展，但有的是借批评“国进民退”反对国有经济壮大和发展，主张全盘私有化，说什么国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私有制可以是主体和执政基础。

应当弄清，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相比，有着更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邱宝林认为，“要认清国企和民企在目标和利益方面的一致性，摈弃‘国、民争利’的狭隘思想，我国的企业群体才会形成协同效应、规模效应，整体的经济优势才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充分发挥出来。”

对社会主义来说，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双层的重要作用。首先，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体系必要的基础和内在要求，动摇或否定了包括国有经济的公有制，就动摇和否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第二，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公有制经济，又是国民经济运行的需要。国有经济是国家对市场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经济力量。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的国有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卫兴华认为，“正因为国有经济对我国社会主义的重要作用，所以中央一直强调要搞好搞活国有企业。然而，在某些学者的笔下竟异化为‘国退民进’。现在国有企业发展较快，就以‘国进民退’的声浪进行谴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必要强调，要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都是市场竞争的主体，都要遵守市场竞争的规则，按照市场规律去运作。要在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同时，积极吸收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支持国有企业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合作，共同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贡献。”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