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之远企业家责任：“伟人”的思想“仆人”的行动

使命之远企业家责任：“伟人”的思想“仆人”的行动

常德传

早有评论者说：将来说到柳传志和张瑞敏在中国企业史上的地位，本人的观点是，柳传志应该是善于用复杂捍卫纯粹，在理解和尊重各种逻辑的过程中，安全地强化和放大自己的逻辑的“伟人”。张瑞敏是坚持用纯粹应对复杂，卓尔不群、我行我素地追求成功和揭示规律的“圣人”。

在中国，无论是“圣人”还是“伟人”，企业家都难以逃脱一种首先要当好“仆人”的命运：默默地劳作拼搏，用全部智慧捍卫“做好人”。

那是怎样的一个黄金时代？企业家，是政治荣誉

国有企业领导者是最早意识到责任和使命的。在奉献是光荣的时代，步鑫生因为工作忙而放弃了钓鱼的嗜好；鞍钢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则钓了鱼之后就跟企业家朋友们“忏悔”———这是我思考的一种方式。但是，更多付出艰辛而得到回报太少的企业家们似乎能够感觉到未来的冲击已不是很遥远了。

如今，已经付出沉重代价的山西某煤炭企业经理对记者说：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59岁现象”已经成为历史，更需要人们深刻思考的是“49岁现象”、“39岁现象”。人类的普遍贪婪一直炙烤着有权者“什么是信仰？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意义？这些深层次的精神问题是他用10年时间在监狱才得以思考明白的。

乐观的是，法制的进步在提示着国有企业管理者们：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无论你采用的是何种新鲜的生活方式、何类的管理思想和商业境界、何代的历史文化视野，你都要郑重地告知自己：必须承担新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和使命“诚信社会，诚信员工，诚信亲人”。

“把生命献给党和改革开放事业20年的”某大型军工企业总经理许远明曾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在中国，对于国有管理者来说企业家依然是称号和荣誉。历史地看，这个“荣誉称号”带来的激励，使中国涌现出了周冠五、褚时健、马胜利、步鑫生、鲁冠球、吴仁宝、任正非、常德传、冯根生、宗庆后、王选、宁高宁、张瑞敏、李东生、王石、任志强等很多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的企业家。他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给中国经济之崛起，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为这个新时代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为新时代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提供了新价值观。是他们让我们这些成千上万工作在具体位置的企业管理者有着精神上的榜样。

历史一定是螺旋式上升的。当21世纪的曙光照耀到中国时，企业家阶层也发生了改变。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创新和进步永远是企业家的历史使命。这个命题将永远考验这个群体。正如中国企业家协会会张彦宁1988年《论中国企业家的历史作用》中所言：企业家就要能经营、善管理。既能对企业经营的一切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又能够对这种决策结果承担责任和奉献。

可以肯定地说，自1995年以来，中国各阶层都在为企业家群体的健康成长出谋划策，把最高的荣誉给予他们，使得他们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推动下，把责任和使命镌刻在生命里。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全球化的标准

很多国有企业高管都在管理学课堂上学到这样的常识：21世纪，人们更加现实。公众焦虑的不再仅仅是自然灾害，而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失业和医疗保险；食品安全、环保安全和物价上涨；个别企业家高额度的贪污和百姓的贫穷。

但是，走下课堂以后，又有多少企业管理者会考虑到，自己的每一个脚印都会变成这个社会的公共文化积累？

责任和使命到底体现在什么形式上是科学的？

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放到《社会责任报告》上。

2003年以来，《环球企业家》、中国企业家》等媒体举办了多次专业论坛。媒体的开放态度，带来了中国国有企业领导与更多的跨国公司老板进行了思想对接、沟通、交锋。契约精神、商业道德、企业诚信、社会慈善成为大家的共同话题正是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得来的。

中国企业的责任和使命感往往和企业家个人有关。企业家个人优秀，企业就会优秀。而公众看到的更多是媒体多年的表扬性宣传。

我们的理性体现在哪里？

香港的一位互联网企业首席执行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是在香港生活20年、美国学习工作了20年后到北京工作的。最直接的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家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大多表现在类如“5·12”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各种重大自然灾害的救灾与重建事件中；还有就是对2008年奥运、2010上海世博、广州亚运等重大国际活动的建设上。其实，我最感动的是利比亚撤侨大行动。这是国企大形象。当然，其他性质的企业家心里有质疑，说这也是属于垄断行为。但理智的分析，为什么往往感动我们国家的行动却感动不了公众集体。百姓的关注点为什么是细微的而不是宏观的？这需要国有领导思考。”

这位老总给出的结论是：“企业是公民的意识要加强。不要当政绩做，要当义务。”

事实上，很多外国媒体记者记得2006年3月，中央企业国家电网公司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问世带来的震动。此后，中国移动、中国远洋等大型国企《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纷纷问世。2009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达到364家。同年2月2日，温家宝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事实上，中国国有企业源于“爱国主义情结”，一直习惯于在自然灾难之时上演“绝对英雄”，他们也梦想着让这些历史镜头永远地温暖社会公众。可是，集体队伍中，总是要有一些“抱怨者”借“机制纵容”来演绎罪恶。所以，当2011年上半年国有企业被审计出那么多问题时，“共和国长子”的形象再次受到质疑。

现实的反思是：国有企业家也好，民营企业家也罢，社会公众面前，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大家都要思考“什么力量可以成为国家的脊梁？什么样的贡献才是企业永远的光荣和骄傲？什么力量可以带来并保证企业的永远利益？

“国企良好的社会形象要想得到树立，必须逐步向社会透明，公开你的想法、做法、成果及不足。通过发布《报告》与利益相关方可以进行良好沟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主动选择。”

一家在中国有20年发展历史的跨国公司经理这样回答了记者。

国企对社会“承担最基本的责任指标”时代过去了。面对网民“我们希望你们总是走在前面，总能保留光荣本色，或许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现实世界失望太多”的留言，某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回答是：我们一定会坚持每年向社会发布新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无论付出多少人力、智慧、时间、金钱。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把报告中的细则落实到实际环节上。慢慢地，中国企业界就会逐渐形成一个大的态势：诚信缺失是最大的可耻。

从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为中国经济做出贡献的企业创业者更深的责任内涵依然是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关注公益、回馈社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2008年11月2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16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企业应该树立全球责任观念，自觉将社会责任纳入经营战略，遵守所在国法律和国际通行的商业习惯，完善经营模式，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这是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高层领导人首次正式阐述中国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立场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与促进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关系。

事实上，“捍卫价值观”的企业家队伍在发展，在壮大。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重视的精神和力量。

慈善道路上企业家向左还是向右？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要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形成人人促进和谐的局面。着眼于增强公民、企业、各种组织的社会责任，要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建设，增强全社会诚实守信意识，要发展慈善事业，完善社会捐赠免税减税政策，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

这不但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而且要求公民与各种社会组织都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

此后，慈善事业走入中国企业家视野。

我们不说自然灾害面前，国有企业的“英雄精神”，但是我们绕不开这个“形象”给予其他性质的企业带来的影响。

一位低调慈善的民营企业家在一个活动中拿出两亿元。当时被震撼的企业家有牛根生、俞敏洪。更震撼人的是她朴素的发言：国家有那么多大单位在灾难时刻举牌捐款，每次看了我都落泪。我没有能力一下子拿出那么多去举牌，但是我可以每年辛苦劳作，拿出一两个亿给苦难的女人和孩子。

慈善是大德。懂得这个道理并为中国解决实际困难的有企业家、商人，也有百姓。

中国，有专门为百姓修路架桥的企业；有专门招聘残疾人士做员工的企业；有专门为偏远地区建设学校、开设工厂的企业；也有什么都做但什么都不说的企业。

责任和使命，对于柳传志，就是一句真心话：“联想是我的命，我要做大树”。

责任和使命，对于张瑞敏，就是把“圣人”做到永远。

责任和使命，对于宁高宁，就是对原则的“不抛弃，不放弃”。

责任和使命，对于李书福，就是“崇拜技术，虔诚技术”。

“企业家在登高远眺的时刻，一定要想‘海啸有可能随时而来’。”这是企业家任志强的最新感想。

在党的90岁生日之际，由北京大学校友会连同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等八位北大校友共同发起，旨在搭建

“富而有道”的企业家平台，培

养企业社会责任和发扬企业

家公共精神的北京大学企业

家俱乐部宣布正式成立。他们

将发挥10年来北大校友中诞

生的79位亿万富豪之力量，

牢记北大人的责任和使命，在

创造财富，追求经济利益的同

时，成为践行公益、推动慈善

的先锋和楷模。

智慧，不仅仅包含智商，还有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