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国企科技创新使命

后危机时代国企科技创新使命

随着亚洲的崛起、全球的变局和欧美亚三足鼎立的形成，后危机时代的科技创新角逐大幕开启。

创新是对旧有一切所进行的替代和覆盖。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概论》中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到20世纪60年代，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了“起飞”六阶段理论，把“技术创新”提高到“创新”的主导地位。

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实施这个战略的过程中，占据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应该担当什么使命？又应该如何完成使命？我们必须对此作出清晰而准确的回答。

国际金融危机给科技创新带来了新的必要和可能，也给国企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是对过去经济结构和发展路径的一次深刻否定。面对这场危机，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底提出，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这表明美国开始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吹响了回归实体经济的号角。

回归实体经济需要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撑，其核心就是科技创新的强化。国际金融危机以这种倒逼的方式，将科技创新推上经济发展火车头的位置上，并强有力地再次证明：与新一轮经济危机相生相伴的，往往是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此前，历史多次证明，每一次危机过后，都会产生资本的大范围重组和新发明、新技术、新设备的大规模应用。

美国提出，要将研发投入提高到占GDP比重3%的历史最高水平，力图在新能源、基础科学、干细胞研究和航天等领域取得突破，主攻方向包括节能环保、智慧地球等；欧盟宣布，到2013年以前，将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保持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英国计划从高新科技特别是生物制药等方面入手，加强产业竞争优势；日本提出，重点开发能源和环境技术；俄罗斯则提出，要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

不难发现，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将加大高技术研发投入，把科技创新投入作为最重要的战略投资，把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作为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突破口，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另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能源问题、水资源保护、传染病防治等全球性问题的迫切性不断加剧，促使世界高技术研发重点集中于气候变化、能源、生命与健康、环保、信息、纳米技术等领域，这些领域的合作与创新、竞争与抢夺将日趋深化。随着这些领域关键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新一轮的产业振兴和转移、国际分工和合作将应运而生。

在这场变革中，谁能抓住机遇，谁就能引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谁能抢占竞争制高点，谁就能把握引领未来的战略主动权。这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面对机遇和挑战，国企应发挥主导地位和现有实力优势，引领科技创新

面对科技创新的机遇和挑战，国有企业应该当仁不让、一马当先。

国有企业之所以要一马当先，是因为国有企业拥有历史形成的主导地位，也拥有不断增强的创新实力。国有企业一马当先，不但是其自身做强做优的需要，也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

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自然应该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主体中的领军者。

一方面，国有企业进行战略重组后，主要集中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承担着重大科技创新和成套技术设备研发任务。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已经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央企为例，2009年，中央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总额为2633亿元，2006年至2009年年均增幅达到28.5%。

从科技创新成果来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新产品开发、专利数量、新产品产值和销售收入等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中央企业一批重大科研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比如，国家电网特高压交流1100千伏电压成为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标准；华录集团自主研发的数字音频编解码标准DRA，第一次纳入国际音视频基础标准；电信科研院主导的TD-LTE被国际电联接纳为4G候选技术；南方电网形成世界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800千伏直流系统设备完整的标准体系；中国北车、中国南车大功率交流传动电动机车系统集成等关键领域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等等。

在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和市场竞争激烈的高科技领域，国外企业不会转让其核心技术。因此，国有企业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的自主创新方针，带头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中争取新的突破，带头开发和掌握主导产品核心技术，争取接近和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下转第四版）